否定与本体论——读吴炫的《否定本体论》

我们知道,哲学史上有不少哲学家论述过“否定”,最突出的莫过于黑格尔的辩证否定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还有一些哲学家,虽不直接诉诸“否定”这个概念,但都涉及到否定,如老庄、皮罗的怀疑论,现代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但这些哲学家的共同局限,都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范围内谈“否定”,或者是外在于人谈否定。“否定”充其量也就成为主体的一种认识功能,或者成为对这种认识功能的“弃绝”。在黑格尔那里,“否定”只是他的“绝对精神”作辩证运动的一个环节(与肯定并列)。一方面,“绝对精神”本身是外在于人的,人只是绝对精神运动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即使“绝对精神”内化于人,“否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胡适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其主要贡献表现为:在西方哲学介绍方面,大力传播美国哲学———实验主义,在北大首开西方哲学史课程,系统评介西方当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成为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研究,亦有其独到的处理;他发表的大量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英文演讲和论文,曾对英文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走出传统哲学观的藩篱--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前提性反思

近年来,"重写"之风席卷整个学术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自然也不能免俗.     

广西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决定开展柳宗元哲学思想研究

广西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第二次理事会于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南宁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南分会决定一九八三年由广西、湖南两省(区)发起,在柳州举行柳宗元、刘禹锡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建议,为了开好这次全国性的讨论会,广西一九八二年秋季先召开一次柳宗元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指出,过去研究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大都搬用苏联的方法,分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四大块进行。用这种方法研究,虽曾取得成绩,但有局限性,不能搞清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我们应把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家放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同中国的国情和固有的传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对唯心主义哲学要作具体分析

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过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著名的哲学家、哲学教学及研究工作者一百余人。这次座谈会,讨论了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对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些主要发言和重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庄子与齐文化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前后思想亦有抵牾之处，昔日将其放在宋、楚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多不得确解。若把《庄子》一书置于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则“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许多矛盾和不可解之处，可以焕然冰释。由此可以证明，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应仅从哲学史的角度去分析，还要从更广阔的文化史的角度去分析，这样可能会别出义蕴。     

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中国哲学史研究自胡适开创以来。成为哲学家们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契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定义中国哲学吏。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观。     

从祖国医学与古代哲学的关系看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着眼,本文拟从祖国医学与古代哲学的关系上,对中国哲学史的某些特点进行初步探讨。祖国医学上极天文、下穷地理、中悉人事,这一综合性的特点则对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内容和思维形式的多样性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以脏象学说为核心,包括阴阳五行、气血经络、四诊八纲、辩证施治等在内的中医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是医理与哲理的有机统一。它最重要的理论经典《黄帝内经》是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陆续编成的,当时和尔后的许多哲学家同时又是精通医理的医学家或养生家。正是由于祖国医学同古代哲学的这种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古代哲学从形成到发展,从内容到形式,从体系到方法都带上了区别于西方哲学的许多民族特点。     

试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家及研究工作者,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不少可取的见解,特别是最近几年,更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有的见解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是我们正确研究中国哲学史、评价哲学家的重要依据之一,近几年,许多哲学史工作者,在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时指出:那种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的做法,影响了、阻碍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深入进行,把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哲学发展史,弄成一个简单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省思与哲学史的重构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一书尝试性地阐发和运用了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拓展和泛化为一种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而对罗格.斯克劳顿所阐发的"哲学史"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讨论,对冯友兰所实际运用和阐述的"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呈现和辨析,也有助于推进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理解和论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示——兼论哲学与哲学史

一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哲学学科的历史与一般自然科学的科学史不同,自然科学史有其客观、公认的内容,但哲学史是每一哲学家用自己的或别人的哲学观点去回顾、整理的以往哲学发展之历史。因此,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史著作,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在其不同的时期,对同一论述对象与范围的哲学发展,也会写出不同的哲学史。每一大的哲学家,如果有兴趣写哲学史,他必可以也必会写出一部他的独特的哲学史,该哲学史之内容,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在历史上萌芽、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以他的体系的出现而告完成。哲学史既然具有这种特点,故一部哲学史不仅会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

就“书写”本身而言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 ,应当实现从“外在化”向“内在化”的转化 ;在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 ,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意识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 ,层级累进” ,即在“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具体内容的理解与确立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等构成“诠释圆环”的双方之间不断展开双回向的互诠互释、互融互汇 ,以使被不断书写的中国哲学史累积性地逐渐迈上新的层级。     

实践标准的哲学内涵及其当代意义探究

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是哲学史上的难题。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大多从纯粹的主观精神出发,或从纯粹的客观对象出发来建构主客体之间的一致性,其理论存在程度不等的偏颇。马克思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出发,以实践为中介和基础,探究到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一重大的天才发现对哲学理论和当下现实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

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持久、同时也是引起极大争议的一位哲学家。新理学一问世，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随着时代的变更，人们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是非功过作出了见仁见智的评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     

从笛卡尔到胡塞尔: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三次变换

哲学是一门不断提出问题并且不断解决问题的学问,哲学史研究者也主要从哲学问题的角度来探讨哲学的演变.但是,哲学家们在思考问题时都有一个规范他们怎样思考的框架.重要的地方不仅在于哲学家必然在这个框架内研究哲学问题,而且更在于这个框架决定了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把它们表述出来.这个框架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不同,对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会由此而不同.     

哲学、历史与哲学史

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恩之上.近代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往往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当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就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仍然习惯于采用19世纪发展出来的那种实在论"历史"现,以获取客现的哲学史为其宗旨,这的确有失哲学家作为反思者的身份.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     

劳思光基源问题研究法得失之辨——兼论科学哲学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基源问题研究法是劳思光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特色,颇引争议。基源问题研究法强调以问题为核心,将史料进行理论还原再重建的思路,与维也纳学派建立统一科学的设想是很相似的。科学哲学研究科学理论的思路,可以通过变换研究对象而迁移到哲学史的研究中来,即将研究对象从科学理论变为哲学史中的诸学说理论。基源问题研究法之得失要从两大方面来看:一是该方法本身之得失,二是其具体运用是否恰当。     

试论矛盾学说的三种形态

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经历了几种形态?各种形态又怎样?过去所见系统探讨的文章较少,我认为经历了三种形态。下面就对此作一粗浅考察。 1 人类的思维发展史表明,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看到了事物自身的矛盾性,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但是,在历史上人们首先概括出的却是非辩证的矛盾概念,到了中古时代的末期,才第一次提出了辩证的矛盾概念,有了矛盾学说的第一种形态。 翻开古代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战国时代的韩非,都曾提出过“矛盾”概念。但他们都是把“矛盾”当作了“不真”或“荒谬”的同义语。 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数是自发的辩证论者,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逻辑思维。古希腊朴素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就曾指出:“对立物存在于同一东西中”(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00页),并以实例的形式说明了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多种同一。包括亚里士多德,恩格斯就曾说他是一个博学的辩证论者,“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也提出过对立面互相依伏、“反者道之动”、相反相生、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宋代的的唯物主义者张载,唯心主义者二程、朱熹,也都阐述过“天地间皆有对”以及阴阳交感、相推相荡,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