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分析——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既有法治理论无法面对当下法律生活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复苏与活跃的事实.本文认为,应在法、司法和法治三个层面重新解释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通过合法化、司法化、资源化路径,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在法主体资格方面,拓展现代性法治之法的概念,赋予少数民族习惯法以法的身份;在司法管辖环节,借助司法制度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司法化的平台从而展示其正功能;在法治治理效力层面,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权力平台参与塑造法治秩序建构而提升其价值.     

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没有高度的民主,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论保障公民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制约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制度是法治的关键环节。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     

法治型政府视阈下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步骤,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立足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现实价值,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让政府权力在法治框架内公开透明地运行,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改革新思路。     

当代少数民族生态环境习惯法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关于当代生态环境习惯法的研究成果,内容上涵盖了基本理论、价值功能、生态环境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资源纠纷解决、环境要素保护习惯法、区域性生态系统保护习惯法、比较研究、少数民族环境权以及研究综述等方面。主要遵循两种研究进路:一是法学者运用法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知识展开的生态环境习惯法研究;二是遵循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的、涵盖生态环境习惯法文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现有成果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亦存在明显的不足。只有在该领域不断促进理论提升、强化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增强研究结论的实效性,方能贡献于当代生态法治建构和生态文明建设。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简论自然法学对当前政权建设的启示

基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之目的,从政治学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视角,研究自然法学与政府权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同意"是合法性的前提以及政府权力必须有序运行三个内在法则,目的是使政府提高对正义、公平的认识,建设真正代表民意的法治国家,并且保证代表民意的法律能够得到如实的执行;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公民的自然权利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目的适当分权,并且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合理结合。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现代化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法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态及其特征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性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在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对待其转型的态度.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摘要］“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     

新农村建设中凉山彝族地区的法治问题探讨——以凉山彝族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为视角,在对凉山彝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法治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断裂,是导致目前凉山彝族地区民族法治建设困难重重的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只有对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整合,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是解决凉山彝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法治问题的根本对策.     

一种西方的经验--权力制约与法治关系的历史透视

20世纪末的中国接受和选择了法治,如何走向法治?其间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有效控制国家权力,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关键和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因此,本文拟从西方的视角,对权力制约与法治的关系作一历史性的考察,并作为一种经验以希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并存交融之审视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是该地区苗族社会民间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准法律规范。承认苗族习惯法在黔东南地区苗族社会的存在，说明我国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是并存与交融的。因此，正确对待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的精华和存在问题，力图寻找苗族习惯法传统与现代法治进程的结合点，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应引起关注的问题。     

规则 秩序 文化 ———高其才习惯法研究三作读后

《中国习惯法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和《瑶族习惯法》是高其才先生自1995年以来陆续推出的三部力作④。从内容看,三本著作自成一体,各自独立。《中国习惯法论》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视域和场景,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寻找中国秩序的“活法”渊源,揭示法律的真谛;《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选取少数民族习惯法为研究视角,以对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内容梳理和意义解析为进路,     

以社会制约权力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特点，政府的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对于公民的权利构成重大的影响，政府权力失控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本文从政府的目的、权力的来源等方面论述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守法对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当政府权力失控，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时，公民凭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一个独立于、外在于国家的社会，构成了国家与个人的中介，能够有效地对权力形成制衡，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关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关于征税权力的三个基本问题

国家与政府作为征税主体的区别在于国家是征税权力的惟一主体,政府只能行使有限的、代表国家对人民征税的税收行政权力,而没有对人民财产的最终分配权和自由使用权。为维护税收法治和人民主权,应当防止征税权力向政府转移。现代国家征税权力已不具有国家主权的特性,其权力来源于人民,因而不得凌驾于人民权利之上。     

法治语境下的权力监督

从古到今,中外学者把权力的来源分为三种情形：君权神授、权力来源于自然、权力来源于人。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在于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只能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予,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权力都是无效的。强化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问责,是现代法治状态下对权力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     

论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行政权力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必须有司法审查其是否超越授予的权力的范围；必须置于公民权利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权力的运作偏离社会的公益目的，甚至会产生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