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探析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化背景下,须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当前,社会组织已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绩效不理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     

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

20世纪末起,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构的重要载体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空间。围绕着"城市社区如何治理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积极探索。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回顾理论与实践,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价存在着社区中行政与自治配置何以最优、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何以对接、"碎片化"的实践绩效与学术评价何以整合的现实困惑。基于公共价值的视角反思认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区治理的绩效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生产的,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必须以反映广大社区居民集体偏好的公共价值为基础。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未来进路——L社区的十年追踪研究(2008-2018年)

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关键内容,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在城市社区中,多民族社区由于异质性突出对实现治理有更迫切的需求与更高要求。基于此,本文从社区治理结构的角度切入,选取兰州市L社区为案例,通过对该社区2008年、2018年的田野调查,归纳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以便为进一步推进此类社区实现治理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治理语境影响下,城市多民族社区参与治理的组织已趋于多元,但社区居民一直游离于社区治理之外,参与治理的组织呈现出弱网络合作关系,制度与资源影响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未来在社区治理主体培育方面,突破的重点是居民参与;为形成多民族社区内各参与组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需加强制度供给和提升组织的资源汲取及互给能力。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本文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社区建设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并针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且提出相应对策。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社区管理主体单一,行政化色彩浓厚;社区建设支撑体系薄弱;社区意识淡薄,社区参与程度低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对策有：管理主体多元化,实现合作治理;夯实基础建设,强化支撑体系;增强社区意识,提高公众参与。     

基于治理理论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认识及建议

回顾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理兴起的社会背景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管理危机,其主要因素就是面对现代社会的极度复杂性,常常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治理的发展脉络大体上是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事务的治理,而后又向基层即地方治理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理论体现出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在此分析认识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若干重要特征,并结合社区治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社区治理建议.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社区安全与环境设计--在"可防卫空间"之后

社区犯罪历来都被认为与社区实质环境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本文回顾了近40年来与社区安全有关的环境行为研究后发现,可防卫空间、建筑规模、土地使用和空间结构等实体要素与犯罪和居民的安全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它们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而且还受到了社区的社会结构、认知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影响。     

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区作为社会的最基层在国家治理链中的地位日益显著。社区中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只有在社区和谐的基础上社会才会和谐。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着多样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转型,构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迫在眉睫。完善社区治理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目前,在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中,不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聚焦所在,而且同属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之间的磨擦和纠纷也风生云起.从业主委员会而论,存在着业主大会召开难,业主委员会筹建难、正常运作难、司法维权难等"五大难"问题.从物业公司而言,不仅有服务质量与态度皆差的问题,而且其问题之多,已被报刊等媒体称之为"泛滥成灾"、"触目惊心"、"混乱不堪".调查显示上海有九成业主既不满业主委员会现状,更不满物业管理.从居委会来看,其组织的职业化、科层化、行政化趋向,不仅使自身应具有的自治功能难以展现,而且作为行政权力代理人的"错位"角色,也使社区治理与民主发展的组织载体陷入紧张与不协调的困境.而在现实体制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权力深层秩序的博弈中,行政强权始终是公民社会构建严重滞后的症结与"瓶颈".通过对近年来上海市社区治理基本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困境的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由于受到市场话语权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政府追求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的张力存在冲突,这使社区建设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当下社区治理不仅存在驱动力不足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变革路径,必须对社区治理的基层主体进行制度配套、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以及角色与功能重新定位,必须对制度、机制和观念层面有实质性突破与创新,否则社区治理实践的前景将充满变数.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城市社区直选制度绩效影响因子探究

政府、社区治理结构、直选制度、公民文化是城市社区直选制度绩效的主要影响因子。全面梳理城市社区直选民主制度绩效的影响因子,并进行我国城市社区直接选举制度绩效提升的现实路径探索,对推进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基层治理的组织互动与有效模式——以台湾地区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竞合式治理”为参照

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关系是制约基层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各种组织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基治理模式就是"竞合式治理"模式。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范围内,各种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增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强化政府基础性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迅速扩展。这对我国大陆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是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明晰民族旅游地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当地社区治理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20个典型民族村寨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社区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2)社区价值构建和社区组织管理是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核心条件。(3)社区治理可通过价值建构驱动、权力组织驱动和多因素综合驱动3条路径实现绩效提升。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也能为全面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社区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伦理的内在关联

社区伦理的本质特征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结构性依赖和关联。从伦理学意义上讲,社区伦理产生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蕴含社区的道德资源。城市社区的伦理建设也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社会资本的存量和性质将影响着社区道德资源的多寡和社区道德水平的高低。因此,创造、培育和型塑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是城市社区伦理建设的重要路径和目标指向,而社区伦理建设也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