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网络治理的障碍与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网络化结构,迫切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网络治理的视角解析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通过资源共享、合理分工及相互合作把传统社区中的唯一治理主体——城市基层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融合到一个横向联系的网络中,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失灵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城市治理的首要任务.作为国家权力与民间公共权力交接的场域,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或社会自治行为均无法满足社区多元化利益发展的需要.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政策网络,其体现出来的特征与政策网络的适用条件是高度吻合的.因此,利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社区治理失灵的原因,并由此重塑我国社区治理的过程,有利于解决社区复杂问题,实现社区善治.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论基层治理的组织互动与有效模式——以台湾地区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竞合式治理”为参照

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关系是制约基层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各种组织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基治理模式就是"竞合式治理"模式。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范围内,各种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增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强化政府基础性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迅速扩展。这对我国大陆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城镇化引起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必然给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问题,从而引起基层治理的转型.过渡型社区的出现及城乡关系冲突的发生,使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面临问题和挑战.以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区为目标,构建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新机制,是应对挑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

20世纪末起,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构的重要载体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空间。围绕着"城市社区如何治理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积极探索。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回顾理论与实践,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价存在着社区中行政与自治配置何以最优、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何以对接、"碎片化"的实践绩效与学术评价何以整合的现实困惑。基于公共价值的视角反思认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区治理的绩效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生产的,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必须以反映广大社区居民集体偏好的公共价值为基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论执政思维与科学执政

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科学执政。科学执政实质是科学执政思维的体现。本文从批判斗争思维和直线思维这两种错误的执政思维认识出发,论述了执政思维从多元思维、互补思维上升到“合力”思维的科学认识过程,并指出程序与民主是“合力”执政思维转化为科学执政的保证。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     

治理的新境界——和谐之治

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和谐是善治追求的目标。和谐思想指导下的和谐治道在中国形成,以和谐思想为主要内涵的和谐治道是以和谐为治理目标的新治理,将为治理理论开创新的典范,将开拓人类社会治理的新境界。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需要从哲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思想路线、文化传统、政治优势、道德功能、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