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     

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以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分析对象

从总体性治理到综合治理是建国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基本脉络,也是转型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透视转型中国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最佳窗口。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成长是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治理方式的演变也为社会成长创造了更有效的政治空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就是如何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构建与成熟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弥散型国家治理模式。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试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是由大陆单边主导推进的,以台湾同胞为政策受众的政策体系,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逐渐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使其有效融入大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涉台公共政策体系的实质是国家涉台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子系统。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有利于实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落实国家统一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有机结合。构建涉台公共政策体系,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进行,着力增强国家涉台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优化落实统一过程中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两岸人民之间的最大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之路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道路中推进的,民族事务治理与统一多民族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共同推进。新时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加强民族事务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科学性治理,进一步实现了民族事务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相互强化以及有效应对挑战。从整个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视野来看,国家发展应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紧密结合,将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以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福祉。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既要服从善治理念抑或更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遵循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属性和规律。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改善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通过依法治理、程序治理与责任治理的路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乡贤文化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作为植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乡贤文化曾为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弘扬乡贤文化有助于涵育文明乡风、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在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均有建树。发挥乡贤文化作用的机制主要包括:重视乡贤文化研究、加强书香社会建设、吸引乡贤回归和重塑乡土精英等。     

以德治国与现代道德人格

以德治国把人格建设放在了首位 ,现代道德人格的培养是以德治国的最终落脚点 ,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应该吸取我国传统道德人格和西方道德人格中积极的方面 ,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以此进行现代道德人格的社会塑造和自我塑造 ,促使现代道德人格的建立 ,从而实现以德治国的目的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前提,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起步。党的十八大以来,综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各种矛盾的根源,处理好国家、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下功夫,而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主体更加广泛、客体更加充盈、目的突显协调的治理理论,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形成普遍接受的治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