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經大小雅所反映出的社会現实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总集,也是我国最可宝貴的文化遺產。全國解放以來,学術界对于詩經的論著、编譯和选注,曾作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可是在已經發表的作品中,大半是侧重于国風这一方面的;而涉及雅和颂这一方面的,数量就比較少。当然,詩經中國風的部分,絕大多数是出于廣大劳动人民的口头創作,它无論在思想内容上或者在藝術形式上,都远非貴族文人寫作的雅和頌所能企及的。它是全部詩經人民性最强藝術性最高的部分,也就是全部詩經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我們首先来对國風給予整理和發掘,这是完全符合于当前需要的。可是雅詩虽然是屬于貴族文人的作品,虽然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远不及國風;然而其中也有不少的作品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腐     

说“雅”

詩經分“風”、“雅”、“頌”三类。关于“風”和“頌”的解釋,大家似乎已經有了一致的意見。那就是:“風”的本意指音乐和歌謠,“國風”就是各國的音乐和歌謠;“頌”的本意为“容”,“容”就是帶跳舞表情的祭神歌;唯独对于“雅”的解釋,大家还沒有一致的意見。     

評高亨先生对“陈風”“月出”篇的新解—兼談研究“詩經”的态度和方法—

在今年“文史哲”第5期上讀到了高亨先生的“詩經引論”时,首先使我注意的是高先生对于“陈風”,“月出”篇所提出的新解。高先生認为“陈風”“月出”篇“便是反映領主殺害農民的一件事实”,还作了一番形象的描寫:“这一篇抒寫在月色慘白的殺人場,一位英俊的人民,身披五花大綁,被領主殺死了,屍身被領主焚燒了,这时枝榦盤曲的老橡樹,在發吼,在颤搖,作者的心灵在憂愁,在跳动,在悲痛,这是悽愴壯烈的一幕悲剧??字句标点,均按原文)不久,又看到了高先生的“詩經选注”,对“陈風”“月出”是这样來進行翻譯的:     

中國文學史稿(三)

四封建初期的詩歌(續) 5.從詩經到楚辭 詩經的時代到春秋為止,戰国便是屬於楚辭的時代了。詩经各篇的作者難以查考,现在能知道的除許穆夫人外,只有公元前九世紀的尹吉甫(崧高和烝民的作者),前八世紀的寺人孟子(巷伯的作者)與家父(節南山的作者),前七世紀的奚斯(閟宮的作者),但是他們的面貌都不很清晰。到戰國時,却出現了空前的大詩人屈原。詩經裹邊沒有包括樂章以外的作品,也沒有包括孔子死後的作品。但是詩經以外,詩經以後,流傳至今的詩歌也不在少數。見於青銅器和石刻的如虢季子白盤銘、石鼓文等。見於古籍的如左傅所載宋城者謳(宣公二年)及南蒯歌(昭公十二年),國語所載暇豫歌(晉語八),戰國策所載彈鋏歌(齊策四)及易水歌(燕策三)等。這些作品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初期的社會生活的某些面貌。其中有一部分詩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爲它們可以說明從詩經到楚辭的過渡,可以說明楚國文學的起源。我們在上邊曾講過,由於經济的發     

对林著“中國文学簡史”(上卷)詩經部分的意見

学習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學簡史”(上卷)之后,觉得其詩經部分中有一些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我想提出几点粗淺的意見,请林先生和同志們教正。林先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有时是單純的从形式着眼而忽视構成形式的思想內容。例如:对“兴”及对国风与小雅的共同性等问题的分析,就是这样。他在分析詩經詩的“兴”时說: 國風的“起兴”是中國民歌傳統的特色,这说明中國語言的活潑与联想力的廣泛。如王風采葛……鄭風山有扶苏……陈風的东門之池,东門之楊等,它們的起句与下文,若说沒有关联又似乎有关联,若說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又說不出來。詩經詩的“兴”并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認識的。詩經詩的“兴”不仅是引起下文的开头句,而且是和下文有着密切关系的。我們如果進行比較深入的研     

批判地对待优秀的文学遗产

我們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們勤劳智慧的祖先創造了极其光輝灿烂的文化。在无产阶級登上历史舞台并創造出本阶級的文学以前,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古典文学出现了許多伟大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无論是詩詞歌賦、小說戏剧,还是文学理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丰富着我国文学遺产的宝庫。《詩經》以后的汉魏乐府、南北朝民歌、宋元話本、明清話本戏曲等民間优秀創作;屈原、李白、杜甫、     

談詩經“月出”篇答王季星先生

我对于詩經陈風月出篇的解釋与旧說大不相同。王季星先生看到了拙作“詩經引論”和“詩經选注”,針对我的論据,提出批評,因而他的批評比較具体而深刻,这是更值得欢迎的。但是他的批評僅僅是發揮了旧說,似乎还未能够推倒我的說法。此詩的第二章:“佼人懰兮?标懙旅鹘浀溽屛?“刘本又作懰”腋葑鳌傲酢钡墓疟?根据“刘”字的本义是“殺”,來理解此詩。王先生根据張揖埤蒼“刘”字作“嬼”而解做“妖”,又举玉篇廣韻等書为証,从而得出这样結論:“可見     

从茶叶經济看宋代社会(上)

近來整理宋代的茶法史料,寫成了“宋代茶法考”一本小册子。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若干史料的啟發和暗示,產生了对宋代社会的一点看法,虽然还非常不成熟,但我愿意把它們寫出來,以就正于國內史学家們,并順便把这篇文章作为“宋代茶法考”一書的序言。     

基本建设计劃孰行情况的检查

我国过渡时期經济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全民劳动和各种财經政策都是經过統一的計划來实現的。國家的經济計划是各項財經政策的具体体现,而基本建設計划又是整个國民經济計划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編制上它的总依据是过渡时期总任务和我國發展國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在內容上它規定國家在一定时期內对固定资產投資的总規模和增長速度,規定了國民經济各部門、各地区的投资此例关系,規定了国家建設的程度和工作内容。因此,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工業化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前途。     

论杜甫从秦州入蜀諸诗篇中的自我形象

文学是以它的特殊形式——形象性來和其他社会上层建筑相区別的,通过文学作品的藝術形象使讀者和作者联系起來。文学必須也只能通过形象表达思想。因此,我們研究文学作品时应該是根据作品中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來評价它們,对于詩     

关于講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它对于我國高等学校中政治經济学的講授,有很大的帮助。几年來,我們利用这本教科書作为教师講課和学生学習的主要参考書,比起教科書未出版以前,教学效果有顯著的提高。但是,在几年來的教学过程中,我們不論是在教师准备功課或对学生的答疑工作中,对于教科書的使用也發現了若干些理論上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將使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講授質量進一步提高。現在把我們复旦大学政治經济学教师     

鲁迅先生和外国文学

一在研究魯迅先生生平和作品的文章里,專門談魯迅先生和外國文学关系的还比較少。据我所見到的,除了雪峰同志在1949年4月所寫的一篇很精彩的“魯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以外,別的好像就不多了。这种情况是不很好的。因为在魯迅先生的一生革命文学活动中,他曾不断地接触过許多國家的作家和作品。我們甚至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譯外國文学作品的“域外小說集”开始的。其后,在他不断地創作与战斗的年头里,他始終不忘記把有益的外國文学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不忘記叫人注意翻譯工作。1919     

讀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的体会——兼評童書業先生的对“生產关系一定要适合生產力性質的规律”的認識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号的“歷史研究”上讀到了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的“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使我深深地对苏联專家同志的学識的淵博与态度的謙虛產生了很大的敬意。这篇文章对我們全國研究古代史分期問题的同志們來說,应該說是有極大帮助的。我个人,就曾从这篇論文中学習到了很多东西。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部理論問题來說,我     

发刊辞

“学術月刊”經过短期的筹备,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終于同讀者見面了。这是哲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綜合性的学術刊物,也是新开辟的“百家爭鳴”的園地。这塊園地,虽是上海市哲学、經济、政法、國际問題、歷史、教育、語言、中外文学等方面的学術团体共同开辟、共同經营的,但它并沒有、也不可能給自己安上竹籬或者圍牆,同廣大学術界和青年讀者們隔离起來;它要求全國学術界都來加以灌溉、培育和充分利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它真正成为     

我对于现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的看法

关于我國过渡时期國内主要矛盾的問題,党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会的决議已經給了明确的解答。那就是在資產階级民主革命勝利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國内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级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現在,当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之后,这种矛盾已經基本上獲得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國内的主要矛盾就成为先進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了。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談一談个人对于我國过渡时期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性質問     

詩經“月出”篇的另一新解

自从高亨先生对于詩經“陈凤”“月出”篇提出新解以后,展开了热烈的討論,我已讀到了好几篇有关解釋問題的文章,各有各的看法与說法,意見还没有取得一致。詩經的研究,本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我以为只凭个人有限的学力,想一次把某一作品作出很全面很正確的解釋,是有困难的。最好根据各人研究所得的見解寫出來,平心靜气,实事求是地大家進行讨论,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诗的主題,“毛詩序”說它“刺好色也”,朱熹的“詩集傳”說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辞”,闻一多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一〕

三十多年來,我注意搜集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旁及一般史料,1953年秋又从事中國近代教育史料的整理,始知已前为中華書局圖書館搜集的东西不够多,关于帝國主义侵略中國各方面的資料尤少。1955年初到基督教协進会圖書館,1956秋又到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楼搜閱选錄資料,發現許多为外間所未見或少見的有关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資料。它們記載了百余年來“列强”侵略中國和它們之間互相矛盾的史实。研究和运用它們,可以發現“列强”勾結封建統治使中國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些陰謀手法及它們之間勾心斗角的一些事实,不独对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帮助,就是对今日全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也有現实意义。“学術月刊”編者願給我“一席地”作簡要介紹,我很感     

对“詩經的現实性和人民性”一文的意見

看完鄧潭州先生的“詩經的現实性和人民性”(刊于文史哲一九五五年十期)后。我有个別地方不同意鄧先生的說法。現提出來請鄧先生指教。首先,我不同意鄧先生对大雅及頌的評价。鄧先生說:“……大雅及頌,絕大部分奥晦板滯,枯澀无味……”?拇_,大雅和頌在詩經中共占四分     

“奴隸社会”是否社会發展必經階段?

江泉先生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关于中国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题的討论”一文中,对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的討論,作了一个全面性的总結,并指出了各家共同的論点:“中國是經过了奴隸制时代的。”但就是这一点,据我所知,尚有很多学者对它不完全同意,或取保留态度。按中國歷史上有过奴隸制时代之說,首先提出來的似是郭沬若先生。他的主要論据之一是:“我們今天既承認了馬克思学說是真理,社会發展可以划分五个时期,在我們中國就不能要求例外。”他說:“在國家初成立的时候是純粹的一种奴隸制。”他在批評周代为封建社会說时說:“周代的社会歷來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進展的程序不     

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而努力——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五周年。從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這一年來,我們的祖國和人民,在中國共產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執行了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計划第一年度計划和第二年度計划,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就工農業生產總值而言,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四,在工农業總產值中,現代工業佔了百分之三一點六(一九五二年佔百分之二八),在国民经濟中的比重顯然是增加了,而工業中的主要產品,特別是發展國民經濟基礎的重工業品,大部分超額完成了計劃,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向前邁進了一步。在一九五二年冬季開始實行了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這在國家糧食戰线上,尤其在推動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是一個重大的勝利。此外交通、運输,文化教育事業各方面也有顯著的發展。但这一年來更值得我們慶祝的是幾項具有重大革命歷史意義的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