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斋诗初论

止斋诗在诗思上具有郁勃不平的的政治情感取向,但同时又能融苍浑于平实,归怨艾于雅正,体现出情兼怨雅的趋尚;在诗艺上则有意求雅、求工与求新,体现出醇雅工巧的创作追求。作为"学人之诗",止斋诗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诗学意义,它既折射了南宋永嘉学派的历史演进,同时又在诗歌的抒情性与工巧性追求上对包括"永嘉四灵"在内的"风人之诗"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而真正前驱性地参与了南宋后期唐韵复归,"宋调"式微的诗史进程。     

"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试论沈德潜和王士禛诗学主张之异同——以《古诗源》和《古诗笺》为例

沈德潜和王士禛是清代两大诗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两人的诗学主张都注重诗的意境.不同的是:沈德潜侧重诗的雅正、温柔敦厚教化之功,追求一种至性至情之美；王士稹侧重于诗的神韵之美,他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为对诗的最高追求.     

辨析典故 考镜来历——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

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对诗中典故的辨析和诗句来历的考镜上,可补《山谷诗集注》之不足,对我们正确解读黄庭坚、陈师道诗歌亦不无裨益。不仅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也间接反映了他对江西诗学＂以才学为诗＂的肯定。通过《能改斋漫录》对江西诗学有关诗学活动的转录,还可看出吴曾对黄庭坚风趣性格、某些作品流传影响的揭示。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中国现代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并取得了骄人的实绩。现代诗反叛冲击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诗美理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诗学精神。诗的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在于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圃限；诗意之变凸显了诗歌的智性之美；诗人品格，也由“志士才子”转化为“赤子哲人”。现代诗人品格的形成，是诗学精神的深层变革。     

江湖诗派的姚贾余绪

江湖诗派是南宋时期重要的诗歌流派。其诗风或出入于江西法帖,或浸染于姚贾余绪。年辈稍前于江湖诗派的永嘉四灵,是晚唐姚合贾岛的诗歌风格在宋代流衍发展的重要传承者。他们对于姚贾诗风的倡导和效仿,引发了一大批江湖诗人竞相追随。后者效法姚合贾岛的五言律诗创作方式,表现出一种刻苦专注的创作精神、平俗工稳的艺术旨趣以及细微纤巧的风格之美。江湖派中除了姚贾、四灵一脉,还有许多诗人出入姚贾、江西之间。他们的诗歌创作在脱离学问功利、追求纯粹诗艺等方面代表了律诗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清季宋诗运动探寻中国古典诗学特征

本文从多种角度来考察清季宋诗运动的理论意义，由此探寻古典诗学重要特征。认为，宋诗运动选择了富有变化的活性的宋诗诗艺体系既是古典诗学的更新，又是古典诗学的凝聚。其诗论深濡封建义理诗教，操握古典诗艺法式；追求脱俗人格，表现诗美本色；顺应诗歌的表现惯例，又力求诗艺的通变创新；学古以丰富养份，读书以修炼诗式，建构起“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理论框架，体现了集人品与艺品、才情与学理、唐诗与宋诗、诗歌与散文为一体的美学意趣。     

诗悟与禅悟——论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

禅悟介入诗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促使中国古代审美主义诗学传统形成;突出并强化了中国诗学美学的形上追求;影响传统美学形成了追求和谐之美的风尚。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沈德潜选诗：选本的定位及其价值生成

沈德潜对《唐诗别裁集》等选本有明确的定位：确定经典作品、作家,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从这种定位出发,沈德潜一方面坚持中国主流的诗学传统,确立了＂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强调诗具有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在选诗实践中,沈德潜又对＂温柔敦厚＂进行改造,使之由伦理原则转换为选诗原则,为此,沈德潜有意弱化＂温柔敦厚＂包含的政治、道德内涵,他反对将文学与政治、＂诗教＂与＂政教＂混为一谈,也反对以＂人品＂代替＂诗品＂。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歌选本强调诗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姚文仓《行吟集》诗艺诗美四论

姚文仓《行吟集》中的新古体诗,在诗艺诗美上继承和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传统:具有感兴和神思美;意境和意象美;气势和风骨美;情致和理趣美。这四美,不仅是姚文仓诗在诗艺诗美上的特征,也是他在诗艺诗美上的追求。     

“法”、“神”之论与钟嵘《诗品》

钟嵘和杜甫都重视诗之＂法＂与＂神＂。二人诗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但比之于《诗品》，杜甫的＂法＂、＂神＂之论则有着巨大的超越。杜甫诗论更多地体现出海涵宇宙的深广思想和对各种体式的欣赏与宽容。在诗之神化境界的创造观上，杜甫诗论也同样体现出与钟嵘的《诗品》的关联。飞动是杜甫所谓神化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杜甫对钟嵘主张清虚自然，富于生气的诗学思想的承接与张扬。     

两宋闽人笔记中的文学批评

北宋许顗《许彦周诗话》指出:“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诗话的内容既有标举作诗宗旨,评论诗人及其作品,又可以有记述流派并推溯其渊源,漫议诗法、诗艺、诗体,记录诗坛异闻掌故,甚至还有考证或阐述诗中词义用事,进而探讨诗学理论,极为丰富.宋人诗话,虽大多不成系统,但所“话”乃不离诗,若对整部诗话进行研究,大致能够窥探出作者的诗学观或理论倾向.而较之于诗话,笔记的内容往往庞杂多了.诗话的作者是有意论诗,并专门论诗;笔记的作者往往无意专门论诗.有的笔记,诗话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的内容,有的甚至是作者兴之所至偶然录下数条而已.披沙简金,宋人笔记中文学批评的意见时有精彩之处.像沈括的《梦溪笔谈》、严有翼的《艺苑雌黄》、洪迈的《容斋随笔》、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周密的《齐东野语》等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民本思想的比较研究

由于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的哲学理念差异不大,所以,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两个学派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可以说,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以民为本的性质。但由于两个学派所处的环境不同,面对的社会现实也不一样,所以在民本问题上就有了虚实之分,在重商的程度以及在代表阶层的利益上也有一定区别。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诗学对哲学的了望——中国古代诗学对人生境界的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重诗,在人的生存境遇层面上发现了诗既是人之镜,又是人之灯.中国古代诗学关注的焦点不是形而下诗艺、诗法,而是形而上的诗心、诗魂;换言之,在言说诗作品层面的同时,充盈着深沉的哲学内涵和人文情怀;与其说是对诗作的品评,毋宁说是对人的诗化活动和人生境界的哲学性反思.     

何绍基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派中坚人物何绍基的山水诗不仅代表了他诗作的最高水准,而且也是近代宋诗运动实绩的证明。何氏的山水思悟诗、归隐诗、学艺诗和游闲诗体现了他“雅正”的文化人格和“不俗”的诗学主张。何之山水诗人诗合一,思深情浓,艺法狡狯,各体兼备,风格多样,但总体游离于近代山水诗寄寓政治情怀的主流方向。     

漫步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简论林徽因的诗作

林徽因的诗作上内接我国根深蒂固的诗词传统,外应世界诗艺潮流的变化,融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艺于一炉,体现出古典与现代的双重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