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     

李贺诗歌艺术现代观

<正>诗国之诗的艺术魅为是永恒的,她的总体的美可谓仪态万方,日月常新.屈原在漫长的精神途径上苦苦求索,陶潜隐逸山林而淡于名利,李白有惊风仙袂式的飘逸,杜甫有长江呜咽式的沉郁;王维有明月清泉般的空静之美,岑参有“瀚海阑干百丈冰”般的雄奇之美……李贺以他内向的封闭式气质带来的幻想和坎坷的人生,创造出古诗国另一仪态的美:幽凄艳丽,虚幻荒诞.纵观诗论,历代论者对他的诗艺褒贬不一,我想以肯定的态度把思维的触角伸进“鬼诗”内部,从贺诗艺术特征与艺术技巧两大方面考察李贺诗歌艺术.     

诗学对哲学的了望——中国古代诗学对人生境界的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重诗,在人的生存境遇层面上发现了诗既是人之镜,又是人之灯.中国古代诗学关注的焦点不是形而下诗艺、诗法,而是形而上的诗心、诗魂;换言之,在言说诗作品层面的同时,充盈着深沉的哲学内涵和人文情怀;与其说是对诗作的品评,毋宁说是对人的诗化活动和人生境界的哲学性反思.     

论戴望舒诗艺的美学特征

戴望舒是一个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诗人一生的创作道路“从纯粹属于个人的哀叹开始,几经变革,终于发出战斗的呼号。”在诗艺上,他经历过长期的勤勉探索,从吸取古代诗词营养,撷采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到走向现实主义大道,含英咀华,不断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寻找着适合表现诗情的最佳艺术形式,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他的诗,有着很高的艺术魅力;弥可珍贵的是诗人在诗艺上的美学贡献。本文试就他在诗艺上的美学特征提出几点看法。     

布瓦洛诗艺之思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美源自理性”正是布瓦洛诗学的艺术启蒙之思及理论经验主张。事实上,作为新古典主义文论的代表作《诗的艺术》主要是一本以古希腊、罗马优秀杰作为典型模范而批评当时流行的低俗作品为特质的著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当时社会戏剧文艺创作上奉“理性”为赏心悦目、生趣遣怀、快意称道等审美规范症候现象的趋势呈现和环境影射。若以一种知往鉴今的视野来看,作为古典主义美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布瓦洛凭着《诗的艺术》所阐述的古典主义诗艺创作的法则与特征,却打破常规地歌颂了“理性至上”的文艺创作审美理想和“崇高风雅”的宫廷王权生活。实际上,布瓦洛“美源自理性”的观念拈出,进一步激发了日后欧洲整体的古典理性审美表达的悄然崛起和伏在回归。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深刻拓展并奠定了欧洲颇为耐人寻味的古典主义文艺创作规范的根基,同时在一定的意义上标举与突显了布瓦洛诗艺之思尤为明显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平衡与和谐——论五四新月诗艺术形式的美学追求

中华文明史上五四时期是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新月诗随着新月诗派的建立诞生了,新月诗在形态和形态上突破了旧题诗的束缚,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自觉地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艺术,使中西诗艺相融合,创造出新的诗体。现从五四时期新月诗为研究对象,讨论新月诗在艺术形式上的美学追求。     

止斋诗初论

止斋诗在诗思上具有郁勃不平的政治情感取向,但同时又能融苍浑于平实,归怨艾于雅正,体现出情兼怨雅的趋尚。止斋诗在诗艺上颇重用典,有意求雅;颇重炼句,有意求工;颇重炼意,有意求新,体现出淳雅工巧的创作追求。止斋诗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诗学意义。一方面,它折射了永嘉学派的历史演进,其对雅正之思的强化正是陈傅良事功学术旨趣合乎逻辑的诗学呈现,而其与科举密切勾连的诗艺探求则对永嘉之学最终演为辞章之学深有影响;另一方面,止斋诗虽为＂学人之诗＂,但它在诗歌的抒情性与工巧性追求上,又对包括＂永嘉四灵＂乃至江湖诗派在内的＂风人之诗＂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而真正前驱性地参与了南宋后期唐韵复归和＂宋调＂式微的诗史进程。     

诗家之射雕手——宋之问的应制诗

宋之问是武后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应制诗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意境开阔,而且典雅赡丽、构思精巧、气象恢宏。本文通过对宋之问应制诗的分析来表现他的诗艺水平和诗学贡献,并在人格上给予重新定位。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中国现代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并取得了骄人的实绩。现代诗反叛冲击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诗美理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诗学精神。诗的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在于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圃限；诗意之变凸显了诗歌的智性之美；诗人品格，也由“志士才子”转化为“赤子哲人”。现代诗人品格的形成，是诗学精神的深层变革。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界标

<正>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历史综合的过程。综合,这是构建中国新诗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新诗从其诞生之时起就面对和承受了众多的新东西和旧遗产,处于各种力量的碰撞冲击之中;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诗的个性化特征与诗的普遍性规范、诗美诗艺的追求与诗的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可能把对任何单一的思想或艺术要素的孤立追求作为构建中国新诗的途径,而必须进行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新旧折中或中酉调和,而是在中外古今诗、歌的交汇相通点上,熔铸进时代精神、民族风韵与个性特征,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新诗。在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中,思潮流派的每次更迭都具有综合的意义,同时又是为更高的综合进行积累和准备。九叶诗派崛     

从清季宋诗运动探寻中国古典诗学特征

本文从多种角度来考察清季宋诗运动的理论意义，由此探寻古典诗学重要特征。认为，宋诗运动选择了富有变化的活性的宋诗诗艺体系既是古典诗学的更新，又是古典诗学的凝聚。其诗论深濡封建义理诗教，操握古典诗艺法式；追求脱俗人格，表现诗美本色；顺应诗歌的表现惯例，又力求诗艺的通变创新；学古以丰富养份，读书以修炼诗式，建构起“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理论框架，体现了集人品与艺品、才情与学理、唐诗与宋诗、诗歌与散文为一体的美学意趣。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大谢诗审美特质论

如果以综合有序的语义结构和完整自足的审美客体观照谢灵运诗,便可借前人"深秀"一语总括其审美特质.谢诗通过锤练章法句法字法及用典法彰显诗艺与诗蕴的双重深厚而形成深美特质;通过繁富的物象、逼真鲜明的意象及自铸的语象达成状溢目前的诗境而形成秀美特质.二者作为谢诗审美特质的两翼,又深深植根于作者原初的创造意图与过程中.     

《北京人》——诗性的整合与建构

“戏剧是最高意义的诗”。曹禺的剧作是诗的剧,剧的诗,是诗和剧的结合,其间总是饱孕着无尽的诗。《北京人》是一段哀婉感伤、探求人生意义的幽幽笛音。在抒情的戏剧冲突中揉进诗意,在美妙的意境创造中融入诗意,也在诗化语言中表露诗意。总之,曹禺擅长调动和运用一切诗的艺术手法和创作技巧,营造浓郁的诗情氛围,构建起一个具有诗艺之美的文本范式。《北京人》是真正的诗化戏剧,从情景的交汇到虚实交融,从以音著象到以音绘心,从抒情的中和到空灵含蓄,都在追求诗的境界,建构与整合出了一个瑰丽的诗性艺术王国。     

贺拉斯的美学范畴“判断力”的社会内涵的多元生成

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8年)是古罗马文学史上“黄金时代”(公元前100—公元8年)仅次于维吉尔的伟大诗人,又是杰出的文论作家。其文论著作《诗艺》,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影响甚大;在十七、十八世纪,被欧洲古典主义诗人奉为圭臬,其影响作用又超过文艺复兴时期。《诗艺》原是贺拉斯致皮索父子三人的论诗信札,后来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阿努斯称之为《诗艺》,遂相沿至令。在《诗艺》中,贺拉斯提出了一个涉及其诗     

我看“神州袖手人”

胡晓明《再认文学上海》说:"在上海住过多年的陈三立,诗才之大、诗功之深、诗艺之妙,置之李杜苏黄前,绝无愧色;而思想文化之复杂魅力,则有过之。其实     

朱湘与戴望舒对诗歌音乐美的不同追求

朱湘和戴望舒二人在追求诗歌外在音乐美上找寻的路子是相同的.戴望舒在后期转而追求诗歌内在音乐美,这种前后诗艺观的变化正是戴望舒在朱湘探索基础上的发展.他们在诗歌探索中从各自的情感经验出发,将诗歌的音乐美推向极致,并形成互为补充、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诗悟与禅悟——论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

禅悟介入诗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促使中国古代审美主义诗学传统形成;突出并强化了中国诗学美学的形上追求;影响传统美学形成了追求和谐之美的风尚。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诗与哲学之争

列奥·施特劳斯将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描述为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身份与品性问题的争论。《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或审慎德性的自然哲人,其无爱欲性和非诗艺性对城邦造成了伤害。柏拉图对这些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会饮》贬低和否定了诗人的爱欲,肯定了哲人爱欲的至上性。《王制》不仅证实了哲人的政治智慧或审慎,而且建构了哲人独特的诗艺性。柏拉图从城邦伦理和哲学真理的双重角度对诗的批判彻底颠覆了阿里斯托芬所宣示的胜利,要求诗从属于哲学。施特劳斯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回应了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并从中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关于诗学理念的初探

正各异的诗学界定我以平和人的心态,来撰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与谁发生过诗艺上的争论而挥笔抗争,仅是作些诗学理念上的研究而已。理念的形成,也许,是最初触及诗时与各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我先不去区别,谁是现代诗学的操作者;谁是传统诗学的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