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念

柏拉图的理念论乃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达,是我们从不同立场反思形而上学传统的共同出发点和资源。笔者借助现当代思想,充分考察柏拉图著作中对“理念”的表述,在展示其内容的同时,着重揭示其内在的关系和含义,强调理念,尤其是善的理念的绝对超越性及其神学趋向。     

“本质”的透视——海德格尔与实存主义的殊异考辨

实存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实存先于本质”,这一命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形而上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通过演绎和归纳,对“本质”进行了看似不同的思考;但是对他们来说,“本质”都必须依附于最高存在者,因此理性形而上学实际是一种神学式的信仰。通过把名词性的“本质”还原到动词性的“本质的本质性”,海德格尔提醒被形而上学以名词性存在者遮蔽的动词性存在,提醒人们关注“存在论差异”,因而把形而上学带到边缘。     

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诗与哲学之争

列奥·施特劳斯将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描述为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身份与品性问题的争论。《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或审慎德性的自然哲人,其无爱欲性和非诗艺性对城邦造成了伤害。柏拉图对这些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会饮》贬低和否定了诗人的爱欲,肯定了哲人爱欲的至上性。《王制》不仅证实了哲人的政治智慧或审慎,而且建构了哲人独特的诗艺性。柏拉图从城邦伦理和哲学真理的双重角度对诗的批判彻底颠覆了阿里斯托芬所宣示的胜利,要求诗从属于哲学。施特劳斯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回应了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并从中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哲学的身份——哲学的非哲学化

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起,“哲学”一词就意味着召唤人们追求超感性的实在而疏离现实的感性世界,“哲学”成了“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和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都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但是,同此种意义的哲学之发展相伴随的,是对形而上学的不断批评的历史:从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起到近代哲学家休谟以至康德、黑格尔,都对这种旧形而上学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批评。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观念“关心事情本身”和“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使他成了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代现象学的先驱。海德格尔以时间为存在的本质,宣告了崇尚超感性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哲学”的终结,强调今后的“思之事”(与旧的“哲学之事”相对立)应是崇奉时间之内的现实有限性,而又注重“有限的超越”。哲学从此由疏离人生的超感性的天国下到了具有诗意的人世,西方现当代哲学正以不同形式实现着传统意义的哲学之非哲学化,亦即哲学的现实化,哲学在其他非哲学的人生活动如科学、道德、审美等活动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哲学的仙女,作为对人生各种凡俗活动的理性反思和追问之学,既来自人生,又高于人生。哲学永远在仙凡之间翱翔。     

论传统形而上学的歧义

传统形而上学至少有两个重大歧义: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性质的理解,它牵涉到柏拉图路线与亚里士多德路线的区分；另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数量的理解,它牵涉到存在论与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的区分。我们把前一种区分称之为典型形而上学与离异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形而上学作为“第一科学”(或曰“科学的科学”)的命运以及形而上学内部不同性质的学说在这一命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把后一种区分称之为一般形而上学与下属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消除形而上学内部不同学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上的种种混乱,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形而上学”这一学科。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思想浅析

尽管马克思坚决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可以说马克思拒斥的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而非形而上学本身,而且马克思也有自己独特的形而上学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存在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构成的实践世界,社会构成其空间性,历史构成其时间性,整个时空的全部存在统一于“现实的个人”走向“自由个性”的过程,其发展动力根本在于人在其感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我超越性,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古希腊哲学

本文主要论述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古希腊哲学的关系。认为苏格拉底从“如何”向“是什么”的问题转变，导致了以假定为基础的柏拉图理念哲学，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形成之初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批判和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哲学，表现出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呼应。但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希腊哲学的开端，而是企图克服形而上学的困境，并由此展示出一种新的哲学。     

贺拉斯的美学范畴“判断力”的社会内涵的多元生成

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8年)是古罗马文学史上“黄金时代”(公元前100—公元8年)仅次于维吉尔的伟大诗人,又是杰出的文论作家。其文论著作《诗艺》,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影响甚大;在十七、十八世纪,被欧洲古典主义诗人奉为圭臬,其影响作用又超过文艺复兴时期。《诗艺》原是贺拉斯致皮索父子三人的论诗信札,后来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阿努斯称之为《诗艺》,遂相沿至令。在《诗艺》中,贺拉斯提出了一个涉及其诗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与柏拉图的理念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对柏拉图的理念的利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柏拉图的理念对于叔本华构建其形而上学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叔本华对于理念的使用又与柏拉图有着重要的区别。叔本华借助理念所确立的意志形而上学是对柏拉图主义的一种背离。这导致其后尼采等人进一步颠覆了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即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厚乐薄诗：柏拉图“反艺术说”辨正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地位是不相同的。他的批判集中在诗歌,对于音乐却持欢迎的态度;他不可能提出“把音乐驱逐出理想国”的口号。本文认为这种“厚乐薄诗”的差异是对古希腊诗歌与音乐的特点直接关怀的产物,并具体从柏拉图关于诗歌与音乐的创作来源、社会功用(主要关涉到他的政治观念、文化理想)两个并非独立自足的层面来透视产生差异的复杂原因,试图对学人所谓柏拉图“反艺术说”有所辨正。     

论苏轼的 “物我平等” 思想与诗艺

不同于一般所主张的物我合一、 物我交融,苏轼在老庄、 玄学、 佛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物我平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万物的多样性组成的,人也是与他物平等的万物之一.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物我之间"合"而"有间",任何一方都既不能全部倾其所有也不能不交出部分所有去与另一方建立联系.这意味着物我之间不能以一次性完全重合的形式达到直接的认识和交流,而只能是无限次的部分重叠,并且即便在物我平等的理念中,"我"也很难完全将物的一切都无误明晰地表达出来.正因为此,诗歌、绘画等美学活动凸显出以隐喻、象征、情境创造等手段迂回接近事物、打开物我之间无限空间及变化多样性的特点.也是在这种物我平等的思想作用下,苏轼还对人一直以来将自身置于他物之上、化约他物的行为展开反思和批判,认为艺术家形槁心灰的脆弱恰也就是其力量所在.     

解读柏拉图理论论

柏拉图理念论开创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理念论直接继承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是为实现其历史使命而创立的.理念论的建立中遇到了一系列矛盾与疑难,它们是紧紧围绕其伦理意义上的问题而展开的.理念论的价值取向是最终实现"善"的王国,达到真善美的最高统一.     

柏拉图诗人论的矛盾及其启示

柏拉图对诗人"迷狂说"和诗人"摹仿说"这两种朴素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思辨,又在《理想国》中阐发了文艺"功用说"的观念,依此奠定了西方作家论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迷狂说"与诗人能否反映真理,"摹仿说"与诗人的知识是否可靠,"功用说"与对诗人教化作用的怀疑之间,也留下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理论空白。柏拉图诗学的矛盾不仅在于柏拉图政治理想与诗人天性的矛盾、哲学与诗的冲突,而且,其核心在于人类追求现世功用与其自然天性的冲突,体现为诗人身上是否分有神性与如何表现人性的矛盾。     

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 ——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

东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流行于其间百年诗坛的基本上是那些被称之为“玄言诗”的诗歌。玄言诗的百年发展史可分为以郭璞、庾阐为代表的早期玄言诗，以孙绰、许询诸人为代表的中期玄言诗和以殷仲文、谢混为代表的晚期玄言诗。这3个阶段由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到大振玄风，再到山水新情，恰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事物是知识和价值的合一——析柏拉图理念论对“休谟难题”的解决

柏拉图的理念论具有极致状态、圆满状态和向善性质的显著特征,以此显示具体事物的不够极致、不够圆满和不够向善的性质.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事物既有物理性质的知识一面,又有向善性质的价值一面,因而是知识和价值的合一;在我们看待事物时,就既要探寻它可能存在的物理性质,又要衡量它于人是否有益的善的性质.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维之比较

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是政治化了的伦理学,是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偷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正相反,他通过批判其师柏拉图而回归到苏格拉底的立场,换言之,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更接近于苏格拉底道德优先的原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政治思维更明显地趋向于形而上层面与形而下层面的对立,趋向于精神世界与行为世界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