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概念与弗莱的文学批评

"隐喻"是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弗莱通过探讨<圣经>的隐喻性,将原型与文学联结起来,并指出在由神话所构成的思维框架中,"隐喻"是惟一的表达途径.弗莱对<圣经>及其隐喻的系统研究,既是其批评理论的重要基石,同时也体现出他对"隐喻"这一概念的多重理解与运用,对理解当代文学批评的"隐喻"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学的"看法"与"见识"--对一种"批评理论"的批评

随着文学批评家们纷纷被所谓"批评理论"所收编,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取而代之已成为事实.这种现象的一大后果,是真正关于文学的关注销声匿迹,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事业的受挫,需要对之作出拨乱反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实践,其实质并非关于文学现象的随心所欲的"看法",而是以尊重文学存在为前提的中肯有力的"见识".本文就此进行批评之批评,希望有助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     

“肌质”抑或“整体”——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一个隐含的文本诠释范式之争

韦勒克和弗莱是20世纪西方文论界的两座高峰,然在韦勒克对弗莱的评论中显然见出二者就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诠释原则所持观念的迥然之别。弗莱主张将文学批评建构成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系统的科学”,韦勒克则认为这种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思维结构只是一种“虚构的批评”;同时,弗莱认为具体的文本价值判断并不是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只是一种有关文本鉴赏“趣味的历史”,韦勒克则认为文学的直接经验是建构文学批评理论的基底,弗莱的做法等于是取消了文本的审美价值。韦、弗二氏关于文学批评的争论,实则折射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以“肌质”和“整体”所呈现的两种不同文本观和文本诠释范式。以文本为中心实现二者的两相调和,不失为当下文学批评建构和文本诠释路径的一个可参考方向。     

弗莱的批评之路

弗莱的文学批评别具特色。他的原型批评中的“形式”概念,让分裂的内容和形式在原型的基础上重新统一,使文学形式的概念得到丰富和扩展。“神话”是弗莱文学批评体系的重要概念。他把神话分为关怀神话和自由神话,二者的结合产生出文学的社会语境,从而导致他主张的社会批评,神话概念在文学与社会两个领域的游弋,决定了弗莱的批评之路既不会偏离文学本体也不会局限于文学本体,具备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立场。     

弗莱原型理论的文学文化一体化

弗莱的理论一直被归为文学批评,实际上弗莱为他的文学批评理论预设了文化、文明的框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批评范围。弗莱认为文学是文化的中心,他的理论以想象结构作为交集,从神话源头、文学形式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文本,探讨的是文学文化相通的意义规则。可以说弗莱率先进入了20世纪后期出现的学科综合的“批评理论”,文学文化融合是其宏大理论的基础。     

对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争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两组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应考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维度应当成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批评不容缺失的批评维度。     

也谈"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问题--兼与张耀南先生商榷

与文学中"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二分的状况不同,哲学理论与哲学批评是无法截然分离的.西方哲学中的批评已经成为沟通不同时期的哲学理论以及同一时期不同的哲学理论的经纬线,离开了它,很难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进程,西方哲学史也必将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西方哲学批评史"即便能够创建,也只能作为一种专门史涵盖在西方哲学史当中,而不是独立于其外;"西方哲学批评史"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是不能与文学中"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关系相比附的.     

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启蒙特征辨析——以19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为例

启蒙话语是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中体现得分外鲜明.从这些"主题批评"中,可以看到以"现代化追求"为核心的启蒙思潮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制约,而文学批评又通过自己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特质,并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潜在的导向性作用.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尴尬

通俗文学的繁荣已成为既定的文学事实,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权威批评话语"的影响,使通俗文学批评中存在一种不合理的历史性想象.这样,一方面,通俗文学的价值被任意曲解;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本身也成为一种虚假的批评.本文主要探讨这种"权威批评话语"的形成,以及它在当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具体显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我们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几点思考——写在当前文论界学术论争之后

学术论争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要路径,当前文论界的学术论争就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一是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发展应加以引导,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难度与困境亟须缓释,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要走向精致化,四是要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进行探索。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合法性解读——以“史诗性”文本和文学经典价值确认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以其整体的＂同一性＂构建了一个＂战歌＂与＂颂歌＂相交织的文学时代。＂史诗性＂文本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披上了漂亮的外衣,对文学经典的价值确认则体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理论的合法性存在。     

立足于文学本位的审美批评——沈从文1930年代的作家论研究

在1930年代多以阶级的意识形态评判创作者的作家论写作氛围里，沈从文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批评立场撰写的、试图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作家论，以把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感悟印象式的批评文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批评相对忽视文学独立性的缺憾，而且批评者尊重自我文学感受和维护文学本体性的批评文本，在表现批评主体独具特色的批评个性的同时，亦体现出在19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中，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作家批评的可能性。     

文学批评·性别民主·视角主义的话语生产——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文本等同于其它政治性社会文本;文学批评需要多视角地在多个层面中展开,但是批评实践要坚持文学本位,不能忽视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之独特性;通过对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析,可以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富有鲜明视角主义特征的方法之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一些可能。     

网络文学批评的难局与新路

目前的网络文学评论面临如何纳入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难局:职业读者没法启用惯常的文本批评方法;媒介要素对网络文学流通的作用远大于作品生产,媒介批评在市场供需原则之外无所建树;大众趣味相当程度上折射了当代市民社会的多元与混杂,专属的标准审美体系的引领作用日益式微。网络文学批评需要借助媒介批评带来新方法,通过市场原则下的文学制作人角色带来新任务,认同大众趣味的混杂不是降低文学的品格,而是将文学拉到更现实、更接近读写真相的新位置。在表达复杂的当代经验这个目标上,网络文学批评和传统职业文学批评及当代文学创作的努力是贯通的。     

唯真、唯美与唯善———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简

李建军是中国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批评家和小说理论家。作为一个批评家,其文学批评是一种以真善美为标准和旨归的批评;具有“判断与事实”和谐统一、“激情与理性”和谐统一、“朴实”而又富有“诗意”、说“真话”与“人话”等特点。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及其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李建军的主体因素、俄罗斯文学、布斯、巴赫金等人的相关理论或观点、英美新批评理论、鲁迅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触及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要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当代文学批评界“一塌糊涂,提不起来”的格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是秉承着当代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弊病，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沦为沾满血污的“棍棒”。为了使社会学批评正常化、健康化，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学批评的“真实性”“时代本质”“思想倾向性”等尺度进行了调整。雷达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雷达迎纳新潮，独立思考，渐渐形成了他凝聚着个性魅力的“历史—美学”批评，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儿童文学的“反理论”价值——以探讨成人文论概念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为中心

不少西方文论中使用广泛的概念,在解释儿童文学时都显得捉襟见肘。如将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女性批评等理论中有代表性的概念置于儿童文学的视野下考察,便可明晰此点。故而,全面认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填补儿童文学身后的理论盲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反理论”的儿童文论不仅将促进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还可能为当代文论提供全新的对照点和参照系,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拓宽文学理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