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耶对话以何为本?——兼议利玛窦、何光沪关于儒教的若干论述

儒耶对话不应该是寻求"教义问最大公约数"的乡愿似的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更像是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对话,不仅掩藏了各自最根本的原则立场,而且回避了儒耶之所以需要对话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在儒耶对话中承认自己是以儒为本或以耶为本,是儒耶对话的真正起点,而处理好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与其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嬗变

兴盛于宋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伴随着大批来华留学僧为主要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五山禅林"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三教关系论争。考察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秦皇汉武文化政策比较研究

秦始皇"焚书坑儒",采取了政治、法律等强制性手段统一思想文化．背离了宗法社会的文化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水",在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教育、引导等手段统一思想文化,顺应了宗法制社会的文化传统。秦皇汉武的文化政策都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论柳宗元的"儒佛同道"思想

为了揭示柳宗元"统合儒释"命题的内涵,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儒佛之所以可以融会、统合,其基本依据就在于佛教与"孔子同道",即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儒佛中道思想对把握世间万象具有相似方法论意义,在哲学内涵上儒佛心性论及反对天命的理性精神相通,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中展示了对规范性的共同要求.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多学科视野中的儒文化

从历史学角度看,儒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从宗教学角度看,儒文化通过教化追求价值理想,强调自我功夫,张扬人性和个性,而非信仰的皈依,因而对政治权威的约束力不比宗教。从科学角度看,儒文化包含学术,但把求知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因而不能使认识穿越人文直指事物。从政治学角度看,儒文化仅从统治者的立场思考权力,没能在政治主体问题上实现理念革命。儒文化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其现代转型,延伸到中华现代文明,仍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价值资源。     

伊斯兰教与儒学会通三题——以明末清初“回儒”群体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调适和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回儒"这一引人注目的群体。"回儒"的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回儒"这一群体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与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实施、促进与沿线穆斯林国家的"民心相通",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     

回族与科举制

回族对汉文化的学习基本上是在科举制下进行的。儒家文化基于其特有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通过科举在回族中普及汉语,促成回族内部由思想的儒化以至习俗的汉化,将儒家文化深植于回族的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回族人民积极追求"儒与回相表里,因一以贯之"的思想境界,力求使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理论上相互适应,从而确立儒家文化在回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独具的特色。     

论先秦诸子的君臣关系模式

针对先秦诸子君臣关系模式对中国古代君臣文化研究及思想家对政治领域的影响研究的重要意义，却存在一直没有系统的加以总结和论述的问题。从君臣道义论、君臣惠忠论、君臣逸劳论、君臣尊抑论四方面分别阐述了先秦主要思想流派儒、墨、道、法四家各自确立的君臣关系模式，试图对先秦君臣文化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探讨。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儒侠比较论

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比较儒侠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在"圣""勇""义""知""仁"等方面"儒侠互通",而在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等方面"儒侠有别",而两者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冲撞和融合,导致"儒的侠化""侠的儒化",为设计新的理想人生提供了可能.     

重写儒学史与古代史意识形态

儒学史需要重写。儒学史的书写,一直受到权力政治与价值偏执的干扰。重写儒学史,必须打破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桎梏:一是晚清以来将中国的落后归诸儒学,因此产生的以文化因素解释中国政治落后的僵化观念;二是为了建构现代国家而确立起来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变迁固化下来的中国一直落后的古代史意识形态观念。正是两者的交相作用,造成儒学史书写中的意识形态扭曲。重写儒学史,需要确立起现代价值向度和现代知识取向:前者涉及重写儒学史的历史评价尺度,后者关系到重写儒学史的知识公度性。重写儒学史,目的不在重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派系独尊,而是在尊重儒学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为中国在现代转变中吸纳本土重要思想资源、开创新的思想创造局面奠基。     

元明清时期"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

元明清时期,有着古老文化之根的纳西文化(纳)与汉文化(儒)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演绎了跌宕起伏的"纳儒"对话史."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印证了文明对话的一般规律差异、碰撞、融合."纳儒"对话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成功对话的典型个案,其中蕴涵着许多耐人寻味的道理.追寻历史上"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反思其中的得与失,从历史中寻求启迪,对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具有积极意义.     

蔡元培是怎样看待尊孔读经的?

改革开放以来,重视、研究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对于凝聚和发扬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都有积极的意义。但在这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刺耳的不和谐的声音。有的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研究儒学的旗号,提出"儒化中国"的主张。所谓"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     

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原因探析——以德江傩仪为例

佛、道、儒、巫虽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它们在贵州却能奇特地结合起来。德江傩仪是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典型代表。这主要源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和心理习惯等原因。探析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特殊现象及其原因,对于促进贵州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儒学在西夏党项羌族文化中的地位、特征和局限

西夏党项羌族政权儒佛并尊,通过官僚体制、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和途径积极地融入儒家文化和思想观念,是其重儒崇儒的鲜明特点。一定程度或意义上,西夏儒学代表着我国历史上党项羌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只是蕃表儒里的西夏党项羌族在蕃汉文化逐渐地密切融合中,其儒学发展水平还远滞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儒学,儒学文化精神未遑能够走向更加深入。     

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学术特色

出佛入儒、出道入儒、由"治国"转向"治心"为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三个基本特色.他出佛入儒的思想轨迹,在<爱莲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出道入儒的思想轨迹,在<太极图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突破了经学家讲儒学的政治哲学话语,讲出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孔颜之乐"为价值目标.     

“第三空间”理论观照下的辜鸿铭儒经英译研究

辜鸿铭兼具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以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固有成见和蛮横态度为传播理念,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传播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他一方面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再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传播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空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     

延安民主模式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延安民主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实践的光辉典范,其政治模式是"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级参议制的直接选举制,经济模式主要体现在民主财政方面,文化模式主要指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延安民主模式的最高原则是新三民主义,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民主制度,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大部分。延安民主模式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