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投资率、消费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率和消费率按照其本身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协调变动,能够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如果不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率、消费率的内在的一般演变规律,人为提升投资率、抑制消费率,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波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投资率的提升空间有限,依靠扩大投资总量、提高投资率的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刺激最终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对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现。     

内蒙古经济高增长背景下的“高投资、低消费”难题解析

用钱纳里模型对内蒙古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十年来内蒙古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不仅偏离了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标准值,而且也偏离了工业化特定发展阶段所能允许的最大变化区间。导致内蒙古＂高投资、低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于内蒙古单纯以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式发展推进工业化的战略选择。破解内蒙古＂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径选择是改变对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并实施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公共政策。     

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合理性判断：1978～2006

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国际比较及我国资本生产率和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的变动趋势角度探讨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状况。文章首先讨论了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情况，并结合资本生产率和增量产出比（ICOR）变动趋势进一步讨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状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趋于不协调，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投资和消费是构成经济总量的两个互为依存的基本方面。从哲学的角度看是矛盾的统一体。目前，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合理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支持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增长的基础。反之，就会破坏经济总量中的结构均衡性，进而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和持续协调发展的生态基础。2005年，我国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高达42．6％，其中固定资产形成率高达41．5％，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其中消费率从2002年59．6％下降到2005年的51．9％，居民消费率从43．7％下降到38％，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经济现象。     

中国经济内需结构的演进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结构从总体上看形成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征,并且呈现出结构性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在一国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中,两大引擎动力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其中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最终环节和最终实现形式,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     

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探索我国扩大消费的途径

本文围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战略目标,指出要协调构成内需的投资与消费两方面的关系,增加消费的拉动作用。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降低的影响因素,从我国居民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原因着手,进一步剖析了银行存款以及城乡居民存款的构成及分布特点,总结出我国投资率高而消费率低的根本原因,指出解决扩大社会消费的根本途径。     

“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趋势分析

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不同时期投资率与消费率的运行轨迹的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十五”期间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的结论。作者分析了这一经济现象的成因及危害,并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发表在“十五”规划结束,“十一五”规划推出的背景下是很有意义的。     

重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西方经济大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经济的实践,都证明当前必须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实践科学的经济发展观。新疆尤其应当重视这个问题,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适当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降低政府消费的比重、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等,应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深圳市投资率与投资效益的合理区间分析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被喻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对于深圳这样一个以投资拉动为主的城市,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投资率和ICOR的国际比较分析,综合深圳市发展的历史阶段,可以揭示并发现深圳市的投资率与ICOR的合理区间、正确规划,以及深圳市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规划。     

投资效率与提高我国消费率

一、近年来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在GDP中变动及与世界各国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且保持增长的势头,近两年来增长更是迅猛,1978年我国的投资率为29.8%,2002年投资率上升到39.4%,到2003年又上升3.4个百分点,达到了42.8%,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中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消费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了2002年的58.0%,2003年又下降到了55.4%。最终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从图一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这一变化趋势。图1…     

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52-2003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即GDP变化是引起教育投资变化的原因,同时教育投资变化也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1952-2003年,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4.4%,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改革前的22.8%上升到改革后的29.7%,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     

基于社会折现率视角的消费与投资利率变动分析

在梳理社会折现率相关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全国及各地区的社会折现率进行了测度。测算结果表明,就全国的社会折现率而言,主要有以下5个特点:社会边际时间偏好率虽具有波动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中消费因素的作用在提升;资本的边际社会机会成本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起作用;2011年是消费与投资利率平均水平变化的"拐点"年份;各地区加权平均社会折现率稳定在6%~8%的估计区间;无论基于哪种测算方法,地区社会折现率都呈现一定的差异性特征。得到中国消费与投资利率变动的6个基本特征,进一步提出根据区域异质性有针对性地选定社会折现率、制定消费与投资的引导政策,实现创新驱动以解决投资冗余问题,挖掘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培养新兴产业以提高投资收益率,实现区域间消费与投资的优势互补等政策建议。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分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次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单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与GDP的比率关系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运用协整模型建立各因素与GDP的线性关系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变动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划分出具有说服力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次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点建议:(1)积极推动固定设备投资的同时,避免重复投资的发生;(2)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提高社会消费水平;(3)准确定位商品出口战略,协调好与各国的经贸关系.     

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以黑龙江省1990—2009年为例

为研究黑龙江省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1990—2009年相应统计数据作为样本,原始数据表明,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稳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提升,所占比重明显偏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和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居民消费的直接拉动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间接拉动作用较显著。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在0.61左右波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在0.23左右波动。应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基于对东部10省数据的聚类分析与因子分析

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纯数字层面上的经济增长,还体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切实的经济增长方式上。对地理位置在东部临海的10个省份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可以得到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影响。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地区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应当注重改善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效率,适度提高企业的负债能力,注意平衡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使用比例。     

我国过度投资的经济风险分析

虽然过度投资给我国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它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非常不利影响和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投资品过剩和浪费;产业结构性矛盾日益恶化;GDP的泡沫化;通货膨胀和伤害民生;资源透支消耗及挤压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引发债务和金融危机。     

对储蓄-投资转化率和投资效率双低的思考

储蓄是中国最现实的经济增长来源。储蓄向投资的充分转化和高投资效率是现阶段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储蓄—投资转化率和投资效率双低是当前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储蓄—投资转化率低的原因在于消费率低;投资效率低的原因在于政府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主导投资。提高消费率、转变政府职能是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和投资效率的根本出路。     

体制转型与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

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是在已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由投资、需求结构升级拉动的自主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恢复性增长和热度增长两个阶段,在恢复性增长阶段,非国有经济和一部分国有经济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者;在热度增长阶段,处在升级产业链中的企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拉动者。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初步的,此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程又带有体制转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