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离职原因分析与应对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总结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离职主要是由高管背景复杂、薪酬激励不足、高管套现获利及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四方面原因造成的。对此本文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从根本上抑制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非正常离职行为的发生。     

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融资约束、高管薪酬和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高管的行为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07-201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现金薪酬部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高管持股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了激励作用.高管的现金薪酬部分只有在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中起到了激励作用.     

上市公司高管层薪酬激励与资本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4年-2006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Evicws5.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高管层股权薪酬和持股比例影响高管层资本结构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股权薪酬和持股激励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显著为负,与代理理论相符合.     

大股东利益侵占与高管薪酬安排——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沪深股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集中研究了大股东利益侵占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分析认为大股东利益侵占会降低公司业绩反映高管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信息含量,削弱高管薪酬的激励强度。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建立起了与业绩相联系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但激励强度仍然很弱,而大股东利益侵占则进一步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进一步,低强度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减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因此,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安排,提高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性,需要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进行监管。     

基于混合截面数据分析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激励问题研究

使用混合截面数据,选取中国深、沪两市4369家上市公司样本,对高管人员激励(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较为有效的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机制.实践中,应继续加强显性激励契约的有效性,同时提高隐性激励契约的透明度,实现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有机结合.     

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     

国"控"企业高管薪酬合理化分析——基于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

由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其高管薪酬的发放难以按照市场机制决策,往往存在高管薪酬非正常偏高、激励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核发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高管薪酬时,应该依据高管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为高管基本薪酬选择适当的比较基准,并在基本薪酬的基础之上核算高管的绩效薪酬,以避免薪酬的非正常偏高.同时,要通过大力推行长期激励薪酬、量化企业薪酬激励意愿,以降低高管薪酬中非自身因素所得的成分,强化高管与企业风险共担的经济联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对增加高管薪酬的事项进行谨慎性数量分析、制订措施吸引公众及投资者关切,也可以促使高管薪酬合理化.     

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来自2009-2014年沪深两市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既有文献表明,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明显的敏感性。但由于金融企业自身经营的独特性,在既有研究中经常被剔除或忽略,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显著的敏感性,需深入研究。通过以2009-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整体质量呈显著提高的趋势;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高管长期薪酬激励则与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要弱很多。     

高管背景的独立董事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独董背景特征对我国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高管背景的独董数量与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在薪酬委员会中具有高管背景的独董数量越多则高管薪酬明显越高。该结论丰富了具有高管背景特征的独董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在转轨时期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独董制度,为完善独董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银行高级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是银行治理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框架。实行薪酬激励的主要目的是将高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尽量的协调一致,以减少代理成本。以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银行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主要结论是,目前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增加了银行的经营绩效。银行高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有重要的影响,CEO与董事长、董事分离程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越低,高管得到的非正常薪酬越少。     

股权投资与企业高管双重激励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投资机构的快速发展,私募股权投资者在改善企业高管激励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双重维度考察股权投资介入对企业高管激励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国内股权投资机构普遍倾向于采用提高薪酬水平和拉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方式来实现激励目标,而对于高管股权激励方式则较少使用,并且这种趋势随着股权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上升而更为明显。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新的《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准则》为界点,对这一强制性法规颁布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得到强制披露后,代表公司绩效的指标与高管的薪酬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且与2005年前比较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说明颁布有关薪酬的准则、法规条文能够改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度,从而改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结论为我国颁布有关高管薪酬法规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供了经验支持。     

内生性视角下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目前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方面,较少考虑高管权力因素,也基本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片面强调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决定作用,而忽略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反作用。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显著加强,高管薪酬也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正向循环关系;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影响。     

高管薪酬对企业外部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来检验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长期投资选择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二者函数图像呈倒U型曲线,且公司投资与高管薪酬关系集中于曲线中心线右半边,即高管薪酬随着公司长期总投资的增加而减少。而外部市场对公司投资决策的消息并不作为重点加以关注;外部更注重影响高管薪酬的直接因素。此外还可以发现,董事会在考虑高管薪酬变动时,对管理者做出长期股权投资还是长期债权投资,即公司投资的性质十分关注,而对于决策做出后,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的数额变动关注不够。     

剩余薪酬、投资者偏好与公司风险承担

高管薪酬激励并不一定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工具,可能会导致经理人严重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对高管薪酬实施管制,以期将高管薪酬与公司长期绩效进行捆绑,但是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压力进而产生的高管短视行为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即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从薪酬的角度探讨以剩余薪酬衡量的高管短视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剩余薪酬能够显著增加公司风险承担行为,并且基于政府的保护,国有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变动程度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合理的高管薪酬对于激励和保留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关系到社会公平。对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根据高管薪酬的变动性,将高管薪酬结构形态划分为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组织层面因素和个体层面因素对企业高管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的影响作用,研究了各因素对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影响程度的差异。     

金融海啸后的国内企业高管年薪制应用研究

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历时已久,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程度各异的探讨与研究,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对于企业对高管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也受历史条件所限。理论主要以高管薪酬影响因素为主线,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高管激励模式和研究成果,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教训总结,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推出对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高管薪酬理论模型,明确高管薪酬该如何确定,以帮助企业进一步解决高管薪酬结构安排、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处理以及股权激励等问题。     

董事会监督效力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董事会监督效力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董事会规模、薪酬委员会的设立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董事长总经理的二职分离、董事会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均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薪酬与高管薪酬的相关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