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在中国的验证

本文基于行业工资差距实证分析的视角,提出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理论假设,分析行业工资差距中的人力资本效应与垄断效应,计量检验不同变量对行业工资差距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及未来中国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将是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     

工业品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人口就业的影响——基于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96～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首先从整体上估计了工业品进、出口对工业行业总体就业的影响,并分部门检验了工业品贸易的就业效应,以考察工业品进、出口对就业影响的行业差异.整体估计结果表明,工业品进口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品出口能够促进就业.分部门估计结果表明,工业品进、出口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但从长期来看,不能过分依赖出口贸易拉动就业增长,必须增加国内需求;也不能因为工业品进口暂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采取限制进口的政策,而应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商品的结构.不同的部门要根据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采取不同的贸易和就业策略.     

生育率最优路径、劳动力供给转型与经济增长

通过内生化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以Q-Q理论为基础,根据生育率在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中的联动关系以及劳动力供给转型规律,利用动态最优控制原理,解释了殖民解放以来发展中国家先上升后下降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及经济效应。结果表明:生育率的最优路径呈倒U型;整个路径存在两个鞍点均衡,只有当人力资本积累跨越某个门槛值时,第一个鞍点均衡才能过渡到另一个鞍点均衡;均衡的产出水平与劳动力折旧率成正比,与人力资本折旧率成反比。     

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存量效应

人力资本是决定居民获取收入的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居民个体人力资本存量积累通过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缩减效应和错位效应影响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带来了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存量效应,形成了人力资本存量与居民收入差距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倒U形曲线。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的扩张效应大于平等化效应,呈现出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口红利、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变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耦合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3~2019年中国19个行业门类面板数据,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分段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201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总体消失;(2)当纳入产业结构因素,2010年以后人力资本红利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红利对不同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劳动力数量红利只在高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且显著性水平不高;(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结构下都十分显著,且资本装备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强。     

数字鸿沟、教育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北大核心

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和机会的平等获取,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分析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充分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协同作用下跨越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收入,教育人力资本可以加强互联网的增收作用,相比于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高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互联网技能溢价更高,高、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会形成收入差距,结论在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从小时工资、收入异常值以及收入样本选择三方面变换收入测度方式后依旧具有稳健性。分位数回归表明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对中等及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建议继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可及性和渗透性;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互联网+人才”的示范性作用,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人才的结合从而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工资变动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就业的机理分析

文章根据劳动经济学的派生需求理论,证明工资通过4个渠道对劳动力就业造成影响。文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于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的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弹性对工资就业效应虽然产生负向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其他要素的可替代性高有助于促进工资的就业效应;在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其他要素的供给弹性与工资的就业效应负相关;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作为影响工资就业效应的主要因素,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逐渐降低,而农民工工资逐渐上升,二者呈现趋同现象。文章从劳动力供求和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长大于需求,而农民工需求增长大于供给;二是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缩小。文章指出工资趋同现象并不意味着个人投资大学教育的非理性,因为大学毕业生能够比农民工获得更多的非经济收益和更好的职业发展,个人不应因工资趋同现象放弃接受大学教育。提高大学毕业生工资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努力。     

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估计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效应，为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实现了“优生优育”的政策目标提供实证证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政策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促使他们获得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概率平均提高了2．7个百分点。本文还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效应在城乡和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城市的影响效应大于农村，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独生子女政策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力资本水平的城乡差距，然而对缩小性别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起到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性别间差距缩小作用主要发生在城市内部，城市女性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最后，本文通过缩小样本的出生时间范围、与少数民族样本的对比、控制父母亲的个人特征以及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本衡量指标等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相当稳健。     

对外贸易、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研究

文章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都会带来城镇和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提高,且外资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外贸;对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弥合效应.     

中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理论框架,采用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2010-2016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此外,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我国普惠金融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作用存在某一拐点值,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拐点值后,减贫效应不断增强。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人力资本与交通基础设施都具有减贫效应,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不利。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将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干预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作用不显著。但两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全国样本相一致。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超过0.4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以浙江省为例

文章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的决定效应。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有显著的决定效应,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大学生能较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虽然他们向往到大城市工作,但他们不希望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会抑制其就业倾向,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不仅对职业选择和就业地有明确要求,而且他们对期望收入有更高的诉求。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当前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既会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又可能通过代际传承扩大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