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劳动力转移、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乡村劳动力转移和资本存量、乡村劳动力转移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协整关系、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资本存量和乡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乡村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由于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间接作用,因此根据索罗余值法,将资本存量完全独立于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低估资本存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配置效率差异加剧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文章从人均经济产出公式出发,构建了一个涵盖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影响因素的人口红利实现模型,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6～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利用Tobit模型对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实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口红利实现的技术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2和0.0149;从人口红利实现的规模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资本积累的产业环境、物质资本形成效应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9、0.1234和0.0371。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通过劳动力要素供给、增加储蓄、带动公共投资等方面,说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从高效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化劳动力配置制度,以及加大劳动力质量投资等方面说明如何最大化吸收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需求

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分析，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高增长投入，而且更需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因此，保持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首要需求的是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人口量质偏好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CSSCI

家庭人口生产偏好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决定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优化配置,影响着供需变动、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是推动产业发展跳出"低技术均衡"的内生动力。1980—2010年中国人口与产业发展数据的计量检验证实: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以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重点,创造人口生产量质偏好转变的有利条件。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距——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人力资本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并且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则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小于前两个门槛值时,进口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当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变得不再显著。同时,本文以贸易开放的人力资本门槛值为标准划分出到2010年17个省市处于低人力资本区,11个省市处于高人力资本区。     

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扩展MRW模型构建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并利用中国1989²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2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²001年,平均贡献率在20%左右,2010年之后其贡献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质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其贡献率总体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率在2010年前后开始明显上升并超越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也即从那时起人口质量红利开始逐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研究结论表明在进行经济政策设计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这种新的动力机制和要素特点,主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积极顺应增长要素变化的新要求。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本文从人口红利效应角度比较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发现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由知识积累及扩散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等其他要素从深层次上决定着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     

劳动力年龄分布、老龄化趋势与出口比较优势

不仅劳动力相对数量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劳动力年龄分布同样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对此,本文采取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方法,利用我国2001-2010年2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对FDI、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密度等变量进行控制后,发现16—29岁和30—44岁劳动力分布比重与行业出口贸易正相关．45—64岁劳动力分布比重与行业出口贸易负相关;而且,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出口贸易不利。此外．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在我国仍然发挥作用,资本劳动比也显著地与出口贸易负相关。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就业理念等不同层面揭示出产生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影响因素,提出社会层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层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学校层面进行专业调整、学生方面则要进行观念调整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问题,而且还可因制度变革获得内涵式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文章回顾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即在过去30年中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文章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和论证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仍然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避免"人口负债",即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效用发挥影响的分析

通过在对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口城镇化变量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检验分析,揭示了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作用途径。检验分析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都有积极的促进;以人口城镇化所反映人口聚集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主要体现于物质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而人力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注重人力资本要素的效应。     

人口偏好结构转变、人口质量红利与农业发展：以中国东部地区为例

由工业化、城市化引致的农村人口偏好结构转变加速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为农业由人口数量红利型向人口质量红利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作为内地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农村人口偏好结构正在发生转变的背景下,人力资本虽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低于现代物质资本的贡献,东部地区农业发展仍依赖物质资本红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口质量偏好进一步得到强化,东部地区将率先实现人口质量红利型农业发展模式。     

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性检验——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层面1990～2009年经验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考察总量人力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即具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部效应(暂不考虑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结果表明:总量人力资本存量即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外部性,而滞后多期则呈现出正外部溢出效应;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即期外部性也是显著为负,不过,初等教育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始终不明显,中等、高等教育在滞后第三期才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进城务工人口就业稳定性研究

由于分割性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事实,进城务工人口主要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着较不稳定的工作。本文探讨了入职门槛、人力资本专用性和进城务工人口就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基于沈阳进城务工人口的调研数据,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上述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验证了入职门槛越高,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越强,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职业越稳定两个理论假说。相应的政策启示是,在提升进城务工人口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入职门槛,有助于避免其陷入"低水平流动"的就业格局。因此,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应提供有效的职业培训,提升务工人口的人力资本专用性,最终实现进城务工劳动人口的稳定就业。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测度研究

文章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作为投入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职工工资总额作为产出变量,运用DEA分析法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城市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人口呈正相关关系,增加城市规模能够提高城市效率。中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轻微下降趋势,城市规模效率呈低速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以东部地区城市为主。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