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就业理念等不同层面揭示出产生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影响因素,提出社会层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层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学校层面进行专业调整、学生方面则要进行观念调整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问题,而且还可因制度变革获得内涵式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

文章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态势进行了分析,做出劳动力短缺趋势的长期判断。劳动力短缺的可能经济后果,涉及劳动力成本从而比较优势的变化、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引进外资的吸引力、人口红利的持续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文章最后对必要的政策调整提出建议,以为未来的劳动力短缺时代做足准备。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一个概念与方法,人口红利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地引到学术及日常生活的讨论中。然而,对这一概念的计算方法与基本假设仍需加以说明解释。在使用人口红利这一字眼或对人口红利表示质疑时,人们通常忽略了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及产生人口红利所必须的制度环境条件。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方法的不解和对产生人口红利条件的忽视,导致了认为人口红利可以是源源不断的错误结论。本文对人口红利的概念与计算加以解释说明,讨论计算人口红利的假设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并强调人口老龄化所可能产生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也基于对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方法的进一步介绍,对有关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加以讨论。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文章回顾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即在过去30年中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文章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和论证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仍然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避免"人口负债",即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红利、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变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耦合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3~2019年中国19个行业门类面板数据,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分段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201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总体消失;(2)当纳入产业结构因素,2010年以后人力资本红利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红利对不同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劳动力数量红利只在高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且显著性水平不高;(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结构下都十分显著,且资本装备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强。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当前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土地红利"和廉价"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不仅容易导致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会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居民生活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也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具有可持续性。文章全面分析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两种偏向,认为城镇化必须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城镇化的"创新驱动"需要推动城市产业升级,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发展智慧城市,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征文启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将于2012年8月20-2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生育率显著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等特点,通过充足劳动力供     

“人口红利”纵横谈

"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于1998年提出。什么是"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形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     

劳动力供给效应与广东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研究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劳动力供给效应的实证分析,得出广东省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递减,"垂直效应"开始显现。结论是广东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人力资本的二次开发以及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重新发挥。广东的经济增长不能长久依靠人口红利,必须走依靠知识、技能等劳动力素质提高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本文从人口红利效应角度比较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发现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由知识积累及扩散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等其他要素从深层次上决定着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     

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配置效率差异加剧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文章从人均经济产出公式出发,构建了一个涵盖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影响因素的人口红利实现模型,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6～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利用Tobit模型对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实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口红利实现的技术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2和0.0149;从人口红利实现的规模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资本积累的产业环境、物质资本形成效应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9、0.1234和0.0371。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孩”生育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供给与需求的视角

供给面看，实施“二孩”政策会直接扩大人口规模、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短期引起家庭储蓄水平降低；而长期则会对宏观储蓄水平产生积极作用，且年轻的人口结构有利于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需求面看，全面放开“二孩”会对消费产生拉动作用，但因住房支出的挤压，效果或许有限；投资会加速，但却可能加剧其与消费的比例失衡；人口变动一定程度上会延长我国基于人口红利的出口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