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基金表现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期间成立的风险投资基金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基金管理机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工作背景对基金表现的影响。本文发现基金管理者的政府工作经历、金融行业相关工作经历及其他VC或资产管理类公司的从业经历会对项目退出比例产生正向影响，但只有政府工作经历才能显著提升项目的IPO比例；在进一步区分上市地点后发现，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会对投资项目海外上市提供帮助，这综合说明了风险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同工作背景对项目退出可能发挥的帮助作用。此外，本文还将风险投资基金按照是否有政府引导资金参与进行分类，发现政府工作背景对普通民营基金业绩表现的影响更大，而金融从业经历对两类基金的退出表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股东为什么在解禁后会减持股票?——基于背景风险分析的股票解禁效应研究

背景风险指投资者因持有非交易性资产而承担的风险，会降低投资组合效率。本文以2016年全年1502家公司限售股解禁事件为样本，从背景风险的角度分析了股东的解禁减持行为，并对限售股解禁的价格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背景风险因素对解禁后股价异常收益具备显著负向影响。基于背景风险的投资组合调整效应相较于"高位套现"效应对股价变动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解禁规模对股票异常收益具备显著负向影响；公司规模及异常换手率，在解禁期间缓解了股价的下降；不同的解禁性质对股价也有一定影响，相较于定向增发解禁，首发IPO解禁对股价的影响更大。     

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金融市场摩擦和背景风险因素的家庭资产配置模型，深入探究了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关系，发现收入风险的增加将显著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并且市场摩擦和其他背景风险的上升均将加剧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效应.同时，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理论模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以分组收入方差衡量家庭收入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信贷约束、社会互动与金融素养等金融市场摩擦因素均显著增强了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效应；在健康、住房及工商业经营和负债等其他背景风险越高的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风险投资在企业IPO中存在择时行为吗——基于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在企业IPO过程中的择时行为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虽然风险投资机构整体上并未帮助提高企业通过发行审核和选择市场较好的时期进行IPO的概率,但是经验丰富以及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具备这样的择时能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及其特征并不影响样本企业在短期内的择时行为,这表明IPO择时更有可能是一个基于中长期预测的规划过程.综合本文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企业应该尽量选择经验丰富、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IPO成功率,并且在市场行情相对较好的时期上市.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风险项目投资水平分析

在风险项目以债权-股权相结合的融资工具的假定上,引入融资合约中常用的"激励因子",分别建立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支付函数,从而构建了斯坦克尔伯格(Stackelberg)博弈模型;然后用逆向归纳法分析Stackelberg模型,讨论了作为领导者的企业家的自有资本和"激励因子"对作为跟随者的风险投资家的总投资水平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家的均衡投资决策,进而给出了企业家为激励风险投资家而需提供自有资本水平的必要条件,从而解决了企业家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问题.通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家的总投资水平由债权"激励因子"和其边际投资机会成本决定,而股权投资水平由其绝对风险厌恶因子、主观收益率的参数以及"激励因子"决定.尽管假定风险投资家较企业家风险厌恶,但是后者可以通过激励前者,使前者对于风险项目前景较后者乐观.     

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的激励契约设计

针对风险资本在投资中期或晚期的联合投资激励契约问题,在风险投资家对项目已作了初步融资和了解条件下,建立了风险投资家之间的联合投资契约模型。分对称和非对称信息两种情形,就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才能使联合投资双方都能真实地显示他们的信号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风险投资家的职业能力对联合投资契约的影响,并用算例进行了验证,为风险资本中期或晚期的联合投资提供了决策依据。     

基于风险投资家尽职调查的项目选择方法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因而,采取科学的投资决策方法与否直接关系到风险投资的成败.本文在风险投资家对处于尽职调查阶段的风险项目充分了解的假设下,提出了一种基于风险投资家尽职调查的项目选择方法,为风险投资家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投资项目决策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与高科技投资偏好

 风险投资机构的决策不仅与被投资对象的未来成长空间有关,也受到投资机构多方面特征的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在风险投资的复杂环境下,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作为主要决策者,其特征对投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        选取194家中国风险投资机构为样本,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分析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形成的原因,构建Logistic模型和OLS模型,检验高管团队不同教育背景(显性知识)和从业经验(隐性知识)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和从业经验显著影响其高科技投资偏好。高管团队中具有理工类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高科技企业,金融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高,金融从业经验和咨询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产权性质的风险投资机构中,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国有性质样本中金融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非国有性质样本中高科技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轮次偏好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与非国有性质风险资本相比,国有性质风险资本高管团队成员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较弱,导致国有风险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较少。        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拓展了对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和国有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促进风险投资与被投资企业形成更具价值的匹配关系,对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更好地发挥其在支持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意义。     

政府背景大客户与债券发行定价——基于供应链视角

债券市场是我国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渠道,但近几年频发的违约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债券风险的强烈关注,而这直接关乎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本研究基于这一背景,首次从供应链风险传递的视角,通过构建市场数据的Merton模型与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并结合2007年～2015年间上市公司披露的客户信息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究了中国国情下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客户群体对企业债券发行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拥有低风险、高稳定特征的政府背景大客户有助于企业降低其债券发行利差,同时机制检验则揭示,政府背景大客户可以通过有效缓解公司风险的方式来降低企业债券发行成本.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持续性越强、政治层级越高的政府背景大客户可以更好帮助企业获得较低的债券发行利差,且这一关系在民营企业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当中更为明显.本研究的发现对政府采购政策的推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债券市场投资者解读上市公司构建政企客户关系的信息含量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为政府部门改进调控政策提供新的借鉴参考.     

基于风险资本控制权实施的融资工具选择研究

风险投资中存在风险投资家现金索取权和对项目的控制权分别规定并普遍使用可转换优先股的特殊现象.在不完全合同的框架下,对比了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以及可转换优先股融资下,风险投资家对项目控制权实施的效率.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债权融资下风险投资家事后会过度控制项目;股权融资下风险投资家对项目控制不足;而可转换优先股则使得风险投资家事后实施社会有效的控制强度.这表明在风险投资中,可转换优先股分配的现金索取权是风险投资家事前取得控制权的有效实施机制.     

具有不同类型信息的风险投资商与投资企业多指标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根据现实风险投资商与投资企业双边匹配问题的特点,构建了具有不同类型信息的风险投资商与投资企业双向选择的多指标评价匹配模型,给出了一种多指标双边匹配决策方法。由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评价信息采用实数、区间数、三角模糊数、语言变量和直觉模糊数5种类型表示。选取期望水平为参照点,利用前景理论计算各指标的益损值,考虑决策者损失规避的心理行为特征,基于TODIM（葡萄牙语,Interactive and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首字母缩写）方法得到投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商的总体感知价值,据此建立了风险投资商、投资企业总体感知价值和投资中介收益最大化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并提出了极大极小求解方法。实例分析表明决策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基于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的风险投资金融契约设计与学习机制

在风险投资中,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起决定性作用,为了研究如何更好地激励企业家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本文将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分为：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首先,本文在单期静态模型下设计最优金融契约,并研究了两种努力的效率对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单期模型中,激励企业家付出质量努力比激励其付出管理努力更加复杂,且与企业的内在价值波动有关。进一步,在多期动态模型中引入风险投资家对企业信息的学习过程,研究表明随着企业内在价值波动率单调减小,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来越显著,且学习机制的加入会激励企业家降低努力的成本系数,同时更多地提升质量努力的效率。     

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的促进作用

结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设计和存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激励问题,考虑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最优契约关系中,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收益关系的影响。发现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财富传递效应",即政府对风险投资者投资损失的补贴可以增加创业者的期望收益,因此这种补贴政策可以激励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在没有政府公共补贴时,一些因投资价值相对较小而无法获得风险资本投资的项目,在有政府公共补贴后能够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即政府的公共补贴不仅能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也能增加创业企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     

Bargaining on Board Structure at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Going public often creates an agency conflict between the owner-manager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 One possible way to resolve this conflict is through independent board monitoring. But board monitoring does not arise automatically in IPO companies. Owner-managers tend to entrench and capture the board. Analyzing a sample of French IPO firms, we find that the fra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declines if the owner-manager is more powerful. However, we find that large pre-IPO non-management shareholders, such as venture capitalists, are successful in bargaining on board composition. These shareholders are successful in opposing the owner-manager and prevent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the board. We also find that these shareholders contract on board composition in shareholder agreements.     

组织知识、制度环境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

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发展迅猛,对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和鼓励本土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从知识基础观出发,探究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知识积累与其联合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基于对中国风险投资机构首轮投资纵向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基于特定行业和地域的组织知识积累和该机构与其他风险投资机构进行联合投资的可能性负相关,而投资活动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削弱了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知识和联合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     

风险投资合约及治理机制实证研究综述

风险投资合约及治理机制是现代金融合约理论重要和新兴的研究领域.面对创业项目的高风险性,风险投资家通过复杂的合约订立和阶段性的资金投入,融合与创业者的代理冲突.重点评述了国内外风险投资合约及其治理机制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指出了未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向.     

券商盈利空间的实证分析和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券商的三项主要业务中,自营及传统的委托理财业务,从中长期看是券商风险最大的业务;经纪业务是券商收入结构中的主要部分;投行业务虽然行业利润并不高,但却较为稳定,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我国券商的业务结构并不符合各项业务的上述特点,存在着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因此券商需要重新调整业务结构、业务规模和赢利模式。业务调整的核心是:向以中介为特点的金融服务方向转型。政策上,应该创造有利于券商创新的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风险企业中的企业家团队

风险企业家团队的分工和专业化对于产出分配的影响是重要的。本文通过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建立,分析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在产出中的份额分享。企业家投入股本和努力水平,因此合约中的激励报酬体系也就相应分为股本分红和努力收益两部分。双方的投入顺序是特定的,而且在产出和信念两方面产生影响。由于分工,企业家团队比单个代理人改善了均衡投入产出,弱化了搭便车行为,这部分的表现为投资的优化。投资者也愿意做更多投入,并给予团队成员更多的激励。团队的建立有助于消除高工资率和高股本回报率的相互替代性。另外,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风险态度互动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

多哈的木槌已敲定,中国将分阶段容纳到整个国际市场体系中去,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海外,在选择直接投资方式时,表现出对独资的很大兴趣。本文通过对合资形式造成效率损失的成本剖析,发现合资形式并不是完全适应国际市场的方式,并且带有某种不稳定性,必然面临着向独资的转化问题。随着条件的逐渐成熟,独资企业将越来越多的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角。     

基于信号传递过程中学习效应的联合创业投资决策

由于创业投资项目的产出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单个创业投资公司受自身资源的制约很难对项目做出准确的评估,通常需要联合其他创业投资公司进行联合投资。文章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引入创业投资家的风险规避成本、努力成本和战略收益,建立联合创业投资决策的三阶段模型,应用信号传递中的学习效应分析了创业投资中的联合投资决策过程。主导型创业投资公司通过接收跟随型创业投资公司对投资项目的评估信号,利用贝叶斯法则修正先验概率,然后再重新调整对项目的评估,通过联合投资伙伴间信号传递的学习效应寻找联合创业投资的合作区间,进而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