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权威权力到对话权力：大学管理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大学管理中传统的“权威权力”运作方式，忘却了管理中人的意义和自由，加速了人对管理的被动化、从属化和工具化，导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权力主体际之间的决然对立，致使管理中的人被物化和异化而失去个性和创造力。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来临，重新审视“权威权力”的运作模式，在大学管理的权力运作中引入“对话权力”。重视对话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大学管理场域中主体生命内涵及其价值的回归与再现。对话权力将为大学管理中权力的运用开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转型国家民主化进程与善待公共权力

思考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应从转型国家的政治现实出发 ,把客观存在的“强大公共权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这就要求公共权力主体和行使者理智、全面、合理的对待公共权力 ,即善待公共权力而不是“神圣化”或“妖魔化”公共权力 ,做到既防止和避免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又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作用 ,最终走上限制和规约公共权力之途 ,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权力结构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和分解、市场主体逐渐培育、多元化权力结构逐步形成的过程.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对于农民、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的“放权创利”、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过程;中观层面上的改革表现为地理区域上的“点”、“线”、“面”的放权路径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分利的过程.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权力主体尤其是行政权力界限不清、越界“争权”所致.所以,下一步改革应该在对行政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三种权力边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多元均衡的权力结构.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和谐性和持续性,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企业权力类型及其治理研究

公司治理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而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与焦点都可以从“权力”中找到线索.只是这些“权力”的概念缺乏一贯的意义和统一的逻辑,更遑论用于指导公司治理实践.通过对企业权力类型及其治理问题的研究,区分了不同权力类型的治理重点和方向,为公司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关系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框架.企业权力类型在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体现公司治理的权力边界、界定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拓宽研究视野等方面对现有公司治理研究予以了发展.     

西方权力理论视阈下的几则《庄子》寓言

本文借助福柯、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权力理论分析《庄子》中儒生入仕、伯乐治马、不材之木、哑雁命薄等几则寓言。颜回、颜阖等儒生的仕途危机暗讽臣子才德只能迎合滥施酷刑的君主权力,其抑制君权的忠义仁孝等灵魂技术也类同于弗洛姆诊断的权威主义。相应地,孔子教导的心斋并非入仕之法,而是消解以尘世大他者欲望和法则为核心的自我理想,将知识分子引向不得已为之的机械化状态,从而破坏整个封建圣人之治抑或“大他者集体”,进入拉康的拓扑第四环“圣症”。庄子继而通过伯乐对野马的治理隐喻以古代人种学为基础的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揭示圣人之治实则是煽动智巧竞赛和利欲争斗的人性堕落“集中营”,这同样预警当今资本权力以生产利润指标鲸吞人性和自然的危机。在对这世俗权力的揭批和自我理想的湮灭之上,庄子以实体即主体（天人合一）的思维,在大他者空缺中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不材之木的人生道路,暗示他们必须如坏木、神木、毒木那般“不才权力”才能逃脱权力的规训和惩罚,但同时他也借哑雁被宰杀的故事担忧材与不材之间的艰难抉择,并指出天道的超时空拯救力。     

于谦之死与景泰年间中央权力的再分配

“夺门之变”及于谦之死是明代历史上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学界对于谦之死的深层原因———明代罢相后中央权力的结构却鲜有研究。通过对史书的文本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夺门之变”前后中央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加之于谦本人的忠君思想导致的不愿作为,最终使于谦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

对诸葛亮“择主”的标准 ,传统观念认为是“兴汉续统”云云 ,从历史事实看 ,实非如此。诸葛亮出山 ,投奔刘备 ,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 ;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 ,“兴复汉室”。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 ,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故诸葛亮不惜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诸葛亮又运用巧妙的权术 ,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诸葛亮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     

政务公开与权力制约--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

随着权力的不断扩张 ,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是当今社会一直研究的课题。除权利、权力及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外 ,从应然角度讲 ,权力本身也应自律 ,这里应主要从权力的由来、权力的特性及权力责任等方面进行考究。另外 ,政务公开也是制约权力的很好途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保障公民权利 ,实行民主政治 ,WTO的加入 ,都会促进与加快政务公开的程度及进程。政务公开透明 ,权力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依法行使 ,从而可以达到对权力制约之目的     

规训、惩罚与迈克尔

J.M.库切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对主人公迈克尔被各种权力形式不断释义的过程的展示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分析相契合,迈克尔的经历也印证了福柯“在覆盖一切的权力—知识网络体系中,没有人能够逃脱被注视的命运”的理论。但在对权力的影响上,库切与福柯是有分歧的:在福柯看来,权力能够生产;而在库切看来,权力产生的作用只是破坏、腐蚀,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压迫、反抗。     

非正式行政权力的性质、来源及运用

非正式行政权力具有公共性、主动性、间接性、广泛性和融合性的特征。非正式行政权力的来源有三个:权力主体在量方面的扩张、权力规范体系本身的联系和运动、权力客体对权力的主客观需要。非正式行政权力与正式行政权力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行政权力体系。行政权力主体既要合法、合理地运用正式行政权力,也要灵活巧妙地运用各种非正式行政权力,使之相辅相成,刚柔并济。     

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中的若干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为构建完善的惩防体系,江苏实施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其通过优化权力流程,“绘制运行图、找准风险点、明确操作人、落实监控法”,以达到权力在内控中规范,在阳光下运行,在网络上监督.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建设具有诸多的正面作用,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部门主要领导游离于监控之外,监控机制被喻为“手电筒”——对下不对上等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构建大内控体系,解决控不住、控不到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增加行政透明度,破除审批过程中的“体外循环”.     

论全面改革中国公共权力的内外关系模式

公共权力关系内外结构的全面改革，是科学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它可以推动公共权力结构改革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更新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工程，必将形成有效制约并促使权力正常运行的“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行，开启清明简政的新时代。     

“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对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变迁的分析

文章以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的变迁为案例，分析了“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过程及程度，指出，即便是在强势的政治权力和市场利益面前，经营者仍然可以利用政府部门和开发商集团对市场繁荣的期许和承诺，采取策略性行动，争取有利于市场繁荣的资源，促进其经营利益的实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育出了可以与市场力量抗衡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蕴含在经营者的熟悉关系网络和商会组织之中。     

论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的构建

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 ,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 ,公共部门亦必须承担与公共权力相应的公共责任 ,以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公共责任的构建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必须建立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信念 (主观责任 ) ,积极地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 (客观责任 ) ,否则 ,将承受消极的后果 (消极责任 )。“公属”和“私掌”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公共权力既有“行善”又有“作恶”的可能 ,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偏离其公共性 ,转而去追求行使主体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 ,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与约束 ,这样才能确保公共责任的实现     

简论预防腐败的权力制约路径

预防腐败的实质是防止权力滥用,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关键,打造“理顺权力体制——以权制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德制权”、“强化法律与制度建设——以法制权”三位一体的控制体系,是实现权力制约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