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早期的家庭政策是通过普适性的福利性手段减少家庭贫困,全面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人口转变之后,家庭的发展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为达到国家的人口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从覆盖全民的福利性保障,逐渐转为在保证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生育。当前西方国家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产假、生育补贴和工作保护,以及儿童看护和教育政策。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已有经验,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可以采取"保基本、广覆盖、福利与调控人口并重"的政策路线。     

全面二孩政策下重新审视公共政策中缺失的性别平等理念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家庭可能将要面临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女性是这一负担的最直接承担者和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文章通过讨论发达国家不同的家庭政策对其人口变化(特别是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强调了在公共政策中蕴含性别平等理念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虽然我国在有关生育福利保障的一些政策中纳入了性别视角,但其在帮助家庭成员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支持家庭发展的作用有限.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中缺失性别平等理念,我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存在着对女性的隐形歧视,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和长期的人口发展.文章最后建议,在今后的劳动就业、儿童教育以及养老支持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应当纳入性别平等理念,引导社会价值观念发展.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我国残疾人福利可及性的实证研究

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策略是通过有效提升民众的福利获取水平来满足其福利需要,因而深入探究民众的福利可及性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学术界围绕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关研究众多,但是从福利可及性出发的实证讨论却非常罕见,这显然对于推动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良性发展具有诸多不利影响。在采取均值分析、聚类分析和多元方差模型分析等方式对南京、天津、成都和兰州四城市的846名残疾人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我国残疾人的福利可及性存在严重不足,不同城市的残疾人在福利可及性上具有显著差异,部分具有特殊需要的残疾人在福利获取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风险。研究建议,我国各地政府应当继续稳步推进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积极提升残疾人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并在政策导向上对特殊残疾群体给予重点倾斜。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我国三类人群社会福利现状的定量研究

我国社会福利正经历着从"小福利"向"大福利"的转型,而认清区域间社会福利的差异对于整体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PSS软件中的均值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从福利供应的角度对我国儿童教育福利、残疾人康复福利、老年人供养福利进行区域差异的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三类人群的社会福利基本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恶化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福利呈现出了决定性作用,且三类社会福利的区域差异程度有内部分化。在认清我国区域间社会福利差异的前提下,应强化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保证福利供应在区域之间的平衡,为实现"大福利"的转型奠定基础。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     

中国城乡家庭育前和育后生育意愿比较研究

老龄化社会无疑要强调老年保障，老年福利服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调查数据表明，中国老年福利服务的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有很大的缺口。因此，必须转变福利服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观念，以引进市场机制为突破口，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管理将潜在的社会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盘活存量、发展增量，以形成社会福利事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更好地为有福利服务需要的老人服务。     

老年社会贫困影响因素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一方面对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提出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养老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也由于家庭中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老人对家庭养老的需求依旧十分强烈。利用定量和定性数据,探讨在家庭变迁和公共福利不足背景下老年社会贫困(衡量为健康欠佳、精神慰藉不足)的发生率和发生概率。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公共福利的有无、家庭形式和居住安排、子女数量和性别、子女的经济支持都作用于自评的健康水平和精神慰藉。因此,改善公共支持及服务体系、且将公共福利真正落到实处将有助于提高老人的社会福利。     

中国老年福利服务改革:调查与思考

老龄化社会无疑要强调老年保障，老年福利服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调查数据表明，中国老年福利服务的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有很大的缺口。因此，必须转变福利服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观念，以引进市场机制为突破口，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管理将潜在的社会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盘活存量、发展增量，以形成社会福利事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更好地为有福利服务需要的老人服务。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支持、经济、学习、社会交往与风险应对等6个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建设与外部社会支持两个途径得以实现。但是,在家庭变迁加剧,家庭功能弱化、转化、外化与社会化的背景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因此,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与需求的变化,深入探讨我国居民家庭面临的困境,将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对象,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     

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的研究

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基础,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多元主义为我国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政策和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当前我国城市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市场化机制开始建立,老年群体对政府、社区依赖较高,对市场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认可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快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满足不同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创建多元化服务格局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家庭和个人等各方参与主体明确权责,分工协作,扩大有效需求,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凝聚推动供需两旺良性发展的合力。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社联合征文启事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就"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家庭幸福是人口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强调"要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切实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国家"十二五"人口发展规划》中将"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和谐幸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     

“八有工程”推进新农村新家庭计划

苏州市"新农村新家庭计划"经过三年建设,在城乡一体发展、人口文化建设、计生家庭福利保障、优质服务全覆盖、科学管理能力等方面成效显著,总结形成了镇(街道)"八有标准"和村级"八项要求",通过实施"八有工程"进一步提升"新农村新家庭计划"建设水平。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

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小、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积极行动 合力推进 深化幸福家庭建设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启动以来,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着力在政策推动、宣传倡导、特别扶助、生育关怀等方面积极推进,争取公共政策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支持家庭发展,强化家庭功能,不断提升城乡家庭的幸福感。加强领导推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试点工作大连市及时召开委主任办公会明确思路,研究创建幸福家     

中国弱势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双层解构

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因而了解弱势民众的主观态度对于社会福利政策的未来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社会福利态度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难以对政策实行主观维度上的有效指导,因此本研究依托4 522人的实证调查从国别层面与国内层面双重解构中国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发现,中国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分化而非分裂的总体特征,社会福利态度既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点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的结构性特征,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化并非源于个体认知能力与福利依赖心理,而是源于个体资本因素。基于此,建议积极完善当前社会福利制度,加速推进弱势民众关心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建设,进一步优化社会福利供应体系的外在环境。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的女性"双重迁移"引发不同以往的就业决策,并改变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态。文章在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实证分析"双重迁移"中各类因素对女性就业选择和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就业水平。分析表明学前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提高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在职培训和教育水平在提高女性农民工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