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措施不当会造成腐败漏洞

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变着法子鼓励“劳务输出”。据报道,东北某地的特殊政策是,劳务输出1人,基层即可得150元,街道和社区四六分成。然而,有人举报:有的基层干部和社区干部,钻起了这项奖励政策的空子,居然虚报名单。经记者实地调查核实,举报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就这样,一项本意是鼓励就业的优惠政策,未能落实到政策对象的身上,反倒成了导致权力腐败的温床。这个新闻事件,可能可以导出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这就是:有些有着良好初衷的政策动机,因为政策本身设计不当,其效果反倒会走向反面。政策目标指向的弱势群体未能得益,好处最…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

改革之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作为整个分配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国家负责制”,在农村主要表现为“集体负责制”。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劳动者的个人分配所得,早已突破了原先仅仅是“生活费”的框框,1978年—1989年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360％,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增加了30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民官比"不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公务员或国家干部人数的多少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重要的是必须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权力和责任)划分清楚。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并不高,因此,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再把精力集中在“精简”上,而应按邓小平的部署,首先把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的工作做好。毕竟“小政府”是指“政府权力受限制”,而非“人数更少”;“大社会”是指“社会权利更广泛”,而非“人数更多”。     

我们需要怎样的医改前景?

一位古稀老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67天,花去住院费用139.7元,平均每天2万多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高达550万元。但550万元的“天价”医药费也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550万元“买”来的是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此事一经披露,医改的积弊再次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地震”。健康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社会领域,公民享受的基本权利可被概括成六个方面:生存权、健康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居住权和资产拥有权。其中,生存权和健康权因为带有明显的“自然属性”,属于…     

新医改：政府失灵和准市场理论

医疗卫生问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古今中外，但凡将社会经济风险作一排序，疾病风险都是独占鳌头，原因是疾病风险绝对是个人和家庭无法应对的。一个人、一个家庭要存多少钱才能算得上是未雨绸缪了呢，可以说永远没有把握。你不可能预测自己或家人会得什么病，要花多少钱。同时，疾病风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     

为什么要发高龄津贴

中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高峰，因此，养老问题成为今年“两会”讨论的热点之一。日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2010年民政部将统一高龄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高龄津贴”。     

从机构化到社区化：专业社会服务发展的必然途径

当今一些相关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常常有意无意地将“社区化”与“机构化”对立起来，甚至还出现了将“社区化”与“去专业化”等同起来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其实已经隐含着价值判断：“社区化”或“去专业化”是“好的”，而“机构化”或“专业化”是“不好的”。但是，在坊间，人们的看法似乎并不买上述“研究成果”的账。     

纠结的中国养老问题

最近，有媒体爆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话题：“调查称我国90％以上80后无法赡养父母”，引起了公众的热议。甚至一些外国记者也对此话题非常感兴趣，到中国社科院要求采访，近日笔者就接待了3位。的确，日渐逼近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终于使中国社会对老年问题有了紧迫感。笔者认为，老龄化本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影响有正有负，但并非必然成为社会问题。     

“巴比”劝善与中国国情

2010年9月29日,是传说中的股神巴菲特和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中国劝善之行付诸实施的日子。当然,对于这两位久仰久仰的慈善富豪来中国传经送宝,我们绝对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     

中国老年福利服务改革:调查与思考

老龄化社会无疑要强调老年保障，老年福利服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调查数据表明，中国老年福利服务的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有很大的缺口。因此，必须转变福利服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观念，以引进市场机制为突破口，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管理将潜在的社会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盘活存量、发展增量，以形成社会福利事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更好地为有福利服务需要的老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