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居环境三元论的乡村景观营建研究——以安徽皮地岗村为例

乡村景观营建是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改善乡村的景观环境和空间的功能性,本文以人居环境三元论理论为基础,分别从“人居背景”“人居活动”和“人居建设”来对乡村景观建设进行分析和研究,结合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皮地岗村乡村景观的实际状况,探析当地乡村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景观营建的设计原则和优化策略,以期为同类型乡村景观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比较分析

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构建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下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对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逐年增长,人居环境协调指数2015年以前波动较大,后期呈缓慢增长态势。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较大,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由中部、东南到西北递减的趋势,其中生产环境质量与人居环境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生活环境质量呈现由省会向南北发散的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减的格局。文章在充分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协调耦合的基础上,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差异化建设与优化路径,推动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基层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投资制度和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约束.针对一系列制度约束,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内涵出发,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新制度框架.应从创新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乡村人居公共物品供给;创新农村社区管理制度,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制度约束、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演化

从制度约束和行为变迁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理论框架,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考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外部维度是指国家制度约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主导下发展的;而内部维度就是农户空间行为,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变量,包括农户的居住、就业、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乡村人居环境正是在国家制度主导和空间行为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农户空间行为特征、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及其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的空间问题一直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需要我们给予反思和调整。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策略研究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根据我国乡村生活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整治和规划布局状况,分析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进展,指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存在乡村环保设施薄弱、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乡村总体建设规划不能适应发展需求、乡村生态环境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等问题.确定以生态环境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布局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加大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投入、构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加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引导村民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等有利于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盐城市乡村人居环境发展中的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阐述了盐城市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认为由于建设规划缺乏科学性、建造标准过低、建造技术落后等原因,盐城市的乡村人居环境仍处于低水平、低品质的状态之中。从政策、技术等多方面对盐城市乡村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重点解决乡村住宅建设、农民适度集中居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环境管理长效机制建立等问题。     

乡村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特征及再生设计研究——以湘南地区为例

家畜空间作为乡村人居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环境的村容村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了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构建乡村生态文明,文章基于家畜空间的基本类型特征与再生设计的基本原则,对湘南地区的家畜空间与人居建筑的空间关系进行剖析,总结出家畜空间的集群式和散点式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湘南地区家畜空间再生设计的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考虑其人性化因素,即装饰材料生态化,空间布局人性化以及使用功能多样化,实现了废弃家畜空间的功能再生、形式再生,促进了乡村废弃建筑的重生和乡村经济新增长。最终对乡村生态文明,特别是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路径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日趋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的乡村,是各级政府当前亟待改进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从农户的视角出发,建立起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把农村人居环境划分为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两部分,并通过对北京、河北两地区的实地调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评价普遍较差,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迫在眉睫;在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居硬环境的优化应以农村环境卫生为重点,而对于农村人居软环境的优化应以农村社会服务为重点.未来在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应抓住重点,先主后次逐步有效地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湖北省梅村采取了“行政引领自治”模式,其核心是设置村落理事会激活村民自治,在组织框架内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建构思想引导与民主协商机制、精英吸纳与带动示范机制、知识融合与因地制宜机制以及自主服务与社会规制机制,将国家的“硬规则”以柔性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这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尊重农民生活实践,通过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引导和组织农民自主建设美丽家园。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美学省思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与美学休戚相关。从全面脱贫到全面振兴,农民的审美意识和对于美好生活的解读也在不断变化。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套用城市发展理念、忽视乡村文化价值、过度商业开发的问题。对此,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应当从美学视角出发,传承农耕文明,崇尚自然生态,正确处理空间营造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注重乡村个性化美感体验,最终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外出精英的乡土回归——以河南省C县实施“回归工程”为例

发展县域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而乡村外出精英的乡土回归,又是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思路。文章立足于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在界定乡村外出精英和乡土回归概念的基础上,以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都获得较大发展的河南省C县实施的“回归工程”为例,分别从乡村外出精英由于乡土情结愿意回归与乡土由于发展需要积极吸引回归两个两方面谈乡村外出精英回归乡土的可能性与重要性。     

吉林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困境与优化路径分析

国家＂优先工业和城市＂的战略选择使吉林省城乡人居环境的＂二元＂特征明显,吉林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着乡村聚落空间无序化发展,乡村生态条件破坏严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匮乏,乡村传统文化逐步消亡等问题。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短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生态环境、城乡统筹等多方面逐步协调发展。为了破解上述问题,吉林省应科学制定乡村规划,优化乡村布局;促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住房投入能力;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扶持力度;发展乡土文化,促进和谐乡村社区建设。     

乡村建设的关键问题与实现进路——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启示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建设历经探索阶段、发展阶段与成熟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农村新型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显著;人居环境与美丽乡村仍有距离;生态文明建设还任重道远。在梳理总结浙江“千万工程”实践探索与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其对乡村建设实现进路的启示：一是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合力推进乡村建设;二是加强塑形铸魂总体谋划,分类推进乡村建设;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统筹推进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整治措施——结合辽宁省西丰县情况分析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面临乡镇企业效能低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产生的农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生活废水乱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相矛盾,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主体自觉性;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立法不足;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污染问题,结合辽宁省西丰县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更新理念、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环境立法,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治理能力,掌握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权;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度等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期为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