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现代文人与城市公园(1930年前后)

1930年前后的国内思潮非常活跃，一大批聚集在城市中的文人在文化立场方面有着诸多差异，各类群体的文人有着不同的城市活动方式，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通俗文学作家）等不同类型的丈人与城市公园的关系各有千秋，探究文人的城市公共空间意识有助于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和文化语境。     

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

《北征赋》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两汉易代之际文人的生活状况，为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上承屈骚精神，下启引史入赋、借史咏怀的抒情小赋，具有重要赋史价值。《北征赋》以近乎直录的方式保存了许多史料，对进一步了解秦汉时期的交通状况、班彪民族观的形成以及汉代四家诗的发展等多有裨益。     

燕雀相逢堪自得懒随黄鹄薄天飞--袁中道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文人生活方式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尽力还原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某种类型文人、作家的具体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研究,了解文学创作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生活中进行的.而对文人、作家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是这种研究的起点.本文就袁中道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期望对晚明文人生活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古代文人登高审美及其文学创作

文章以中国古代文人登高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古代文学中登高题材作品为切入点,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对古代文人登高审美的逻辑起点、登高审美的主要方式进行全面的学理分析,最后论述文人登高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宋代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透视

洞霄宫是宋代杭州的著名道观，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数量颇丰。北宋时期，游宦东南地区的文人将洞霄宫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停留休息之所。其中，苏轼对洞霄宫的歌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至南宋，重建后的洞霄宫成为了御前宫观和道教中心，文人游览题诗者骤增。洞霄宫道士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也是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宋代特有的宫观官制度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提举洞霄宫的经历，这对其社会地位和受文人关注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论汉代幕府文人集团及其文学活动

汉代幕府制度的变化以及将军对文人的器重与赏识,使得幕府成为文人的一种重要入仕途径,于是幕府文人集团逐渐兴起。汉代著名的幕府文人集团有窦宪幕府文人集团、邓骘幕府文人集团、梁商幕府文人集团、梁冀幕府文人集团、何进幕府文人集团等。幕府文人在承担军府各类军政文书之余,还不时撰文作赋,为幕主唱赞歌,幕僚与幕主之间以及幕僚相互之间常有书信往来。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闲情逸致”是中国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之一,“闲情逸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文人对社会政治的某种疏离,也标志着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歌与书法功能的演变最突出地表征着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诗歌原本产生于原始巫术与宗教,是古人沟通“天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后来诗歌功能开始泛化为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交流方式,总之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主流话语中,直至东汉中期以后,诗歌才渐渐成为表达个人情趣的手段.书法原本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渐渐获得欣赏的功能,成为文人个性和才能的表现形式.诗歌和书法功能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文人趣味形成的过程,因而也与文人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诗歌和书法成为表达“闲情逸致”的艺术形式也就表明了文人趣味的形成并获得合法性.     

17-18世纪朝鲜王朝委巷文人诗社考辨

委巷文人是一个与两班文人相对的概念,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来自朝鲜朝中人阶层的译官、医官、画员等,也有来自于最底层的奴婢、胥吏等。学界认为,17-18世纪委巷文人诗社主要有：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社、松石园诗社,但以上并非皆可称为诗社。其中枕流台诗社当改为枕流台唱酬;三清洞诗社当改为三清洞诗会;洛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社,但是初具诗社的雏形,可以继续沿用该名称;松石园诗社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正式的委巷文人诗社。委巷文人通过社集的方式联络感情、寻找阶层归属感,亦编撰了委巷诗人诗选,委巷文人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集密不可分。     

试论汉初文人集团的地域成因

西汉初年已形成以藩国为中心、藩王为领袖、文人策士为主体的松散性文人集团。这些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游士的个人兴趣等有关,但也与汉初文人的空间分布相关。本文通过分析梁园文人集团的成因,认为地域因素对汉初文人集团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北宋文人的地方流动及其文学影响论略

宋代文人通常因官场迁转、贬谪、游历、退居等缘故流向地方州郡等文坛基层或边缘地带。文人担任地方官员,兴学养士,起到夯实地方文坛基础的作用。文人,尤其是有重要影响的文人在地方州郡县邑活动,传道课徒,则起到知识普及的效果。他们与从游者通过讲习艺文,溪山俊游的方式互动,为地方文人获取新知,进行文学实践提供帮助。凡此均有助于提高地方教育水平,为地方文坛培育新人;加强学说流播,扩大学派影响;沟通主流文坛与地方文坛,有助于地方文坛建构。地方文坛精彩的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流转到当地的文坛精英,及其周围的同道、门生谱写的。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

元末天下板荡,逃避世事于文人中已然成风。不同文人基于自身的条件,选择的具体避世之法不同。概括起来,元末文人藉以逃避世事的生活方式有五种:书画避世、逃禅学道避世、隐于学校、文人雅集以寻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适。元末文士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忘怀世事,是封建社会后期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体心性自由潮流的一种反映。     

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

唐宋两代被贬谪到海南的文人众多,唐宋两代贬官在海南创作的诗词,李德裕与卢多逊为代表人物,两人的诗词反映出唐宋两代贬谪文人不同的谪居心态.相比较而言,唐代的贬谪文人在诗歌中体现的感性成分较多,情绪多悲观、凄怆、愤激;而宋代文人在诗文中则表现出了较为豁达、平和、超脱的心态.唐宋文人的这种心态差异不仅是个人性格、学养、处事方式的差异,也与时代文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在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徘徊的郁达夫

“五四”前后，郁达夫的出现是社会与文坛的另类亮色。他以一生的抗争与逃遁演绎着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对话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文坛上因政治话语的强悍而致使为自由、真诚作歌的文人逃遁的惆怅。郁达夫恰恰在这种无奈的逃遁中确立了他诚誉拥身的地位，显示了一个纯粹文人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