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杂剧脚色与人物之间的“戏拟”关系

元杂剧的脚色与人物是既可相对独立又能相互交融的辩证统一体 ,脚色与人物之间形成一种“戏拟”的关系。“戏拟”追求“神似” ,是诗画“离形得似”的传统美学观念在戏曲中的独特表现     

释"长言"、"短言"

以往的研究认为“短言”为人声、“长言”为去声或非人声。文章根据古代注释家对主动句用非去声、被动句用去声的原则及现代山东方言的西齐片中人声、去声调值演变的规律，提出了“长言”为人声、“短言”为去声的看法。     

"中和"原则与"和雅"精神

作为一种境界 ,“雅”应该是最根本的境域构成。它既不在此 ,也不在彼 ,而在此与彼之“中”。“中和”就是“和谐” ,“和”就是“正” ,所谓“正者 ,和之谓也” ,“正”即“雅”。可以说 ,“中和”原则就体现着中国美学所推崇的“和雅”精神。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 ,注重和谐适度 ,平正调和 ,实质上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和谐为基本内容的审美意趣和审美理想。构成中国美学思想体系主流的是儒、道、释三家 ,而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最终都归于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和雅”之境。     

"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与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

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的“中国特色”的表述,其目的在于区分中国古典诗歌不同类型的美学意境。“我”特指意志认知主体或主体的意志认知,存在“美术”中的认知主体从结果看均属“静观”纯粹认知主体,即无意志认知主体,也即审美认知主体;“优美”与“壮美”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观审心理经验过程,它们构成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不同审美内涵。仅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解释“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未免失当。     

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自来研究意象的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个别意象”,而忽略了“整体意象”;即使有的注意及此,也仅提出“意象群”或“总意象”、“分意象”的说法,而无法梳理出“意象系统”来。文章有鉴于此,即以“个别意象”与“整体意象”为基础,试图借着由“层次逻辑”而形成之“章法结构”,将自“个别意象”逐层提升至“整体意象”的“意象系统”作一呈现,使深埋于意象与意象间的内在逻辑或“纽带”,得以开挖、显露出来,进而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作考察,以见“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不可分之关系。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司马相如"得之于心"说及其巴蜀地域文化心态特点

司马相如非常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所谓“得之于内”,从司马相如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审视,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即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同时,“得之于内”说也揭示出了巴蜀文人多任性自由,任情而作的心态特点。     

本是同根生:透视"民工潮"与"民工荒"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这两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允许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被消除但某些功能正在弱化。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消除,以及与此相联系,只要农民工还没有被转化为市民,“民工潮”与“民工荒”将长期存在下去。有农民工就必然有“民工湖”与“民工荒”。     

"亚现代性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智性选择

在现代性文学和传统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亚现代性文学”,即“中国民族性与世界现代性结合的文学”。它体现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有意进行中西方文学结合的创作实践;由林语堂所开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所继承发扬的现代都市文学;以周作人、余秋雨等为代表的文化性文学和以萧红、郁达夫及后期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为代表的个性化文学这样四个方面。“亚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智性选择,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的价值观和读者的审美诉求,具有独特的美学品质。     

肖凤: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第一人

肖凤1980年以其《萧红传》一书打开了新时期传记文学相对沉寂的局面,探讨了传记写作的新模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传记作品可读性与史料性的结合点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一方面奠定了肖凤在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方面的地位,一方面带动了整个作家传记创作。     

《诗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周星”考

"周星"一词,《辞源》、《汉语大词典》释为"岁星"、"指十二年",引白居易文、周亮工诗等为例,片面而有误。此词在古文献中之意义,除了上引两辞书所列义项(但辞书所引例多误)外,尚有下列义项:一、"一年。"二、"岁月,年华。"三、"一岁(用于表示年龄)。"四、"星名"(非"岁星")。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个错了千年的解释——论“前四史”中“同产”

在"前四史"中,作名词,"同产"大多是"兄弟",只有一则是"姊妹",没有一则是"同母兄弟"。作形容词,"同产"有的是"兄弟的",有的是"同父的";"同父的"又可分为"同父异母的"和"同父同母的"。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托其名"思想探微

楚简《太一生水》"托其名"之"名"是天地初开时的"混沌"名."混沌"就是"清浊"或"清混"(也作"清浑"),即《太一生水》中之"青昏".因此,"(青)(昏)"应厘定为"青昏"而非"请问"."托其名"就是依照贵道原道循道用道的逻辑理路循序演进,对宇宙生成过程进行逆向追述,上溯至天地的源头,因"青昏"之名,循"道"之字,以行"浑沌氏之术".     

“易含三义”与中医哲学

"易含三义"在中医学的运用主要是"变易"、"常变"两个哲学范畴."变易"主要包括阴阳之气的变易和疾病诊治的变易;"常变"有变中有常,执常以达变;常中有变,审变以知常等哲学内涵,广泛运用于中医理法方药各个方面.中国哲学的变易观、常变观构建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活泼灵魂,是中医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

我们谈论德治 ,应当注意它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以及限度等方面的意涵。在民主社会 ,“德治”首先意味着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 ,其次意味着政府经公民授权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德治”应当依法进行 ,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 ,并应当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     

《周易》中的“时”及相关问题

“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时指四季运行,又指天道。《周易》中“时”与“动”相关,凡“动”必依于时,因此有“时变”、“时报”、“时成”、“时中”等等,《周易》卦象中乾、艮、震、兑、巽、坎皆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