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

不同于以往的汉语小说创作的叙述方式,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小说代表作《灵山》,不是以专有名词也不是以常用的第一人称“我”称谓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以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我”及第三人称“他”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主人公,除极少数的传闻中的被叙述者偶尔以名字或诨名称谓之外,所有的叙述者和几乎所有的被叙述者都是以人称来称谓的。小说中主人公“你”、“我”的面前常有女性人物登场,作者以“她”来称谓这些女性人物。拙文意在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具体分析,尝试解读这种全方位的以人称称谓作品人物的叙述。     

论叙事虚构作品中的作者自我

在小说之类的叙事虚构作品中,都有可能发现作者将自我或多或少地显露出来.但是,不论以何种方式出现,都不应该将其中的叙述者或人物等同于作者,而应该将其视为不同形式的作者自我虚构.并形成为具有虚构意义的艺术形象.在这类艺术形象中,包含着作品中的叙述者与作者、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自我虚构在作品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以作者名义出现的叙述者在作品中具有独特的修辞意味.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两种角色 各显神通——浅析《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我”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我”,在作品中担当了两种角色,既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也是小说故事的叙述者。“我”进入作品形象体系,主要作用是便于抒情,增强小说的真实感,扩大作品的容量。叙述者“我”,具有明确的读者观念。叙述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并直接向读者呼话。这种方式既增强了小说画面的清晰度又使读者与作品的情景拉开一定的距离,使读者感到亲切。     

“军刀会”中的英雄形象

“单刀会”是我国伟大戏曲家关汉卿创作中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一个历史英雄剧。它是作者借历史上的人物和在当时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故事,用来表示他对现实的态度,并藉以宣传他的理想和主张。作者不是随意牵引历史事件或人物来敷衍成篇,而是从民族和人民利益出发,通过历史人物或事件,从作品中提出问题暗示读者或观众。所以单刀会是有其总的思想意向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借历史人物鼓励当时人民对黑暗统治势力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瞄准关键,见微知著——解读《祝福》中的“我”

在普通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小说体裁的阅读教学一般集中在对人物、情节和环境这三要素的分析上,其中在《祝福》这篇小说的课堂教学中,人物形象分析的重点又通常聚焦于祥林嫂,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这一关键形象很容易被忽略。本文重点抓住“我”这一叙述者形象,在了解小说情节的基础上进行文本细读,了解文本中各类人物的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剖析“我”的内心世界,同时结合时代背景挖掘鲁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和现实间的联系。结合新课标理念,引导学生从《祝福》的单篇阅读走向鲁迅作品的群文阅读,对文本进行深度学习,学会多角度阅读与思考和多角度、有创意的写作,以期拓展文化视野,提高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趣和鉴赏能力,进而在教学中落实对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谈谈叙事文学作品中叙述者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艺术。任何优秀的叙事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的感情,震撼读者的心灵,给人以奋进的力量和美的享受,除了作者敏锐,深邃的思想和籍以表现这种思想的生活图景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要算语言了。 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另一种是叙述者的语言,或者叫作者的助言。叙述者的语言,既包括以叙述的方式表达的语言,也包括以描写、议论、抒情、说明为方式表达的语言,即除了人物对话以外的全部其他文字。它是构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中人物身世、经历的交代,心理状态的剖析,事件的演进,情节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有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分. 这种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二者又存在着相向变化的可能性、可逆性.读者在作品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与推导这一可逆性变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这一可逆性关系.     

莫言小说《四十一炮》的复调特征剖析

莫言小说《四十一炮》是典型的复调结构,小说的主人公不但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是作者思想的寄托者。作者“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让罗小通“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①,以罗小通为中心的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编织了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将三条线索的故事浓缩在同一时空,小说中多种意义指向同一语词,多种风格混搭成作品统一的和声效果,恰如复调的不同声部构成和谐的整体。     

清代长篇通俗小说对汉文化的崇尚

清代初、中期通俗小说中,除<七峰遗编>、<海角遗编>、<铁冠图分龙会>这类作品直接描写了明遗民与满族统治的对抗情节,并带有明显的刻意崇尚汉文化的倾向外,还有许多作品是通过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小说题材的选择倾向以及小说人物的塑造与具体情节描写等方面,或间接或曲折地体现出此种倾向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即题材选取上侧重明代故事的倾向与严肃的写作态度,赞扬高蹈出世的倾向,炫耀汉文化传统才学的倾向,大凡描写本朝人物故事就带有批判的倾向,而在文化道德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作品主要人物的要求.     

议图文接受的差异性

从“新文学作品”角度研究图文接受的差异性,将图文接受者——读者分为三类：语言文本作者、图像文本作者、普通读者.语言文本作者面对“图文本”时丧失了话语权,消弭了对“文之意”的掌控,同时又对“图文本”持有“愉悦”和“失落”的态度;图像作者作为语言文本的第一读者,是将其外化成“图文本”的“实现者”评述者”观察者”和“表演者”.广大的普通读者,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由于阅读对象的增加,从读字到图文的结合,必然会引起阅读方式和审美体验的改变.     

《又来了,爱情》中叙述者的评论干预

针对《又来了,爱情》中叙述者众多的评论干预,借助叙事学相关理论和具体的文本实例分析,表明在该小说文本中叙述者主要通过在正文中的直接评论、加括号的评论及对标题的类文本干预巧妙完成了其对所述故事和人物的评论干预,从而彰显自己的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实现对叙述接受者的指导和控制并有效统一全文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     

论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差异及其成因

本文运用当今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与作者、受述者、故事、人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及其成因。文言短篇小说的叙述者通常以“史官”的姿态代表作者潜入到故事之中进行体验叙事,他为了使故事耐“读”,往往以简明扼要之笔将故事显示出来。而白话短篇小说的叙述者则通常以“说话人”的姿态代理作者对故事作热情地讲述,他往往以“慢慢道来”的策略使故事耐“听”。前者需要玩味咀嚼式解读,后者呼唤走马观花式赏读。两种叙事模式的形成分别缘于精英文化背景和大众文化环境。     

选择与建构——玛拉沁夫小说的叙述艺术(上篇)

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按不同题旨的需要,有意识地拉开真实的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在作品中扮演了一种角色,创造出多种稳含作者。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可供再创造的艺术空间 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广阔的草原生活,而且也昭示着玛拉沁夫重视与读者的沟通等清醒的艺术创造意识;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对叙述者君临其上 叙述者切近人物、叙述者介入人物三种叙述位置的选择都颇具特角,有时,他还展开多功能交叉叙述,来弥补单一叙述位置对整个叙事活动完整性和立体性的消减,同时,对多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显示出玛拉沁夫的艺术功力;在人称与视角关系的处理上,玛拉沁夫不拘泥于内视角和外视角两种形式,还运用了固定人称与变动视角、变动人物与固定视角、变动人称气变动视角等多种人称与视角的配合方式,来增强作品的表达能力和叙述功能。     

凌濛初"二拍"的叙述模式及其社会蕴含

传统所谓"二拍"的道德说教,其实主要表现了作者在社会生活中体验、感受到的经验或哲理."二拍"独特的"引诗+叙述者议论+入话+叙述者评论+正话+尾评"的叙述模式,多采用冷静超脱的态度叙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强化了小说借故事以阐明生活经验和生活原则,即传统所谓"说理"的功能.中晚明心学既超越传统道德观念以解决个体自我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哲学存在,又普遍具有关注社会和民生的传统社会责任感,人生观和社会观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二拍"中的"说教",是作者在启蒙思想基础上表现拯世济民之心的具体体现,又与晚明的实学思想紧密相联.     

论《左传》叙写郑庄公的倾向性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著作。《左传》表达作者倾向性的方式大致为两种:一是“举事而是非自见,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种方式可以叫作“皮里阳秋”;一是作者插入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或是借作品中某个主要人物之口说出来,或是引用当时比较有名望的如孔子等人的评论,有的则是作者借“君子曰”叙述出来。     

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

先验性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叙事方式,它具有预叙与元叙事的特征,作者一般通过说书人语气、人物言行、小说人物的姓名或别号、情节的设置等方式暗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或者小说人物的某种结局。先验性叙事不同于元叙事对虚构的明确而彻底地暴露,而是有意识地试图告知读者故事的真实性。叙述者通过虚拟的说书人来完成先验性叙事,但是并不充当作品中人物形象。先验的预见性因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也具有史书的叙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