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小说中“议论”的主体及方式

唐五代小说“议论”的主体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作者或与叙述者合二为一,以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发表“议论”,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事物的情感态度评价;或潜入叙述者、故事人物,通过“议论”这种形式与接受者间接对话,从而引导接受者体会作品的创作主旨.在叙述故事进程中,作品往往用“引证明理”“比较论理”“假言推理”“指谬析理”等方式进行“议论”.这种在作品中陈述观点的方式,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成为作者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升华主题的重要创作手段.不仅影响了接受者的阅读视线,使接受者的阅读感受超越故事本身的精彩而直指人心,而且作者也通过自己意图的阐发,引领接受者体味故事中所蕴含的更为广阔的人生意义.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事件”和“事件性”阐释

“事件”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术语,他认为复调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所谓“事件”的展现中。事件不仅发生在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中,主人公与作者、主人公与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也构成一种“事件性”。     

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研究

在Jane Austen的小说《爱玛》中,贝茨小姐是个话匣子,她在与他人对话中不停地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并不断地把自己的话语角色从“说话者”转换成“传递者”“代言者”或“传声筒”,并经常把言语接受者的话语角色从“受话者”转换成“观众”或“旁听者”。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转换是贝茨小姐用来保护面子的礼貌策略,也是Austen用来塑造人物、叙述故事和营造喜剧气氛的写作技巧。     

论《A.P.》之“迷”的叙事策略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我们似乎耳熟能详的家庭故事,但因为作者采用了多种叙述方法来描述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各自的、尤其是父亲与另一女子的一段感情瓜葛,使故事充满神秘和悬疑。本文以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关于叙述视角的观点为基础,对作品的叙述者和叙事眼光进行分析,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其编排精巧的对话及作者对文本细节的独特表现手法。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是指马嵬事变发生后至五代期间的小说作者对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生前死后的爱情生活经历、结局的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以及在小说行文中对李杨故事的评判。“马嵬情结”在唐五代小说中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体现了唐五代文人士子的怀旧心态、矛盾心态、好奇心态及世俗化的审美倾向。     

近年少年儿童文学中的隐含读者

关于隐含读者,其提出者伊瑟尔认为:“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而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进行对话的过程。”隐含读者就是“作者在作品的本文中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把文学视为主体间的对话和情感交流,创作是作者和读者两种不同视界的交融,隐含读者其实就是包含在作品本体中的读者视界的人格化。隐含读者是从现实读者转化来的。但隐含读者又不同于现实读者。这不仅表现为隐含读     

小说中人物对话的文学语用分析——以《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暂快乐生活》为例

将语用学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欣赏,对小说中的对话选段进行语用分析,能使读者深刻理解故事中人物性格、思想、人物间关系、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作者的主观意图,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小说,体会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     

在心灵对话中寻求突破与超越——论北村小说的对话艺术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研究和探讨北村小说的叙事艺术,分析和阐发北村小说中“作者与自我”、“虚幻与现实”、“人性与神性”三种主要对话模式的具体表现,力图探讨促使北村寻求对话试图突破自我、现实和形式束缚的三种状态,并揭示对话性在北村及先锋文学创作中的超越性意义。     

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世纪30—80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20世纪30—80年代沈从文有多种自订小说选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年的《沈从文选集》。通过考察它们的选篇变化和文本异动可以发现,沈从文选校作品的活动往往是在与文坛对话中进行的,而最终的选定、改定的文本也彰显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重塑写作史、表达文艺理想的愿望。就《从文小说习作选》而言,沈从文改写了自己一度追求“实利”的写作动机,表现出对“乡下人”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则强化了革命话语对小说选篇和文本修改的干预,增加了大量表现底层民众苦难和革命斗争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的编选既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获得重评的渴望,也受到文坛上诸如“丁沈失和”等人事龃龉的影响。     

二十世纪日本少年小说纵论

二十世纪日本少年小说纵论朱自强在日本儿童文学用语中，“少年小说”有时是指作为大众儿童文学的小说作品，有时则是指艺术儿童文学中以少年为读者对象创作的小说作品。我们这里论述的“少年小说”的范畴只限于后者。一、大正：日本少年小说的滥觞时期日本儿童文学史基本...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论残雪小说中的对话表演

从残雪小说中的对话表演,来对残雪之谜进行解读,认为残雪对话表演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对话表演,第二种是“我”与自己灵魂的对话表演,无论哪一种对话都是一种人生表演。     

论多维叙事下的《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的代表作,也是他运用多种现代派手法来表现故事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采用四个人的口吻来叙述同一主题,运用了意识流、多视角、复调等手法,描写了美国南方康普生一家由兴到衰的过程。     

中国少儿文学也在走向后现代主义？

中国少儿文学也在走向后现代主义？吴其南一早听说广东的李国伟同志在创作一种“少年自我历险小说”，无缘得见，也不大好想象。近日找来作者的几本小说读了一遍，尤其是读了《狮面神像》开首的一段话，方明白其大概。“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我’、或第三...     

属于姜文和王朔共同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导演姜文首次从镜前走到幕后,将王朔小说《动物凶猛》进行了改编。从王朔评价看来,《阳关灿烂的日子》是他所有小说中改编最好的一部,王朔对电影的喜爱溢于言表,甚至还友情出言了影片中两个军区大院劝架的调停者。导演姜文则作为影片的叙述者和成年的“马小军”娓娓道来属于王朔也属于他的那段少年时光。     

思索的小说——昆德拉的小说学与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自发表以来 ,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它不像小说。本文以昆德拉的小说学为视点 ,剖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形态、故事逻辑和对话开式 ,认为它是一部走在以小说合并哲学的道路上的杰出的“思索的小说”     

逃离与困守：析《骨》中隐无和类我形象的共同指向

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成名作《骨》是新唐人街叙事,叙述者以局内人的视角以探寻妹妹安娜的死因为主线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本文借助台湾学者“隐无”理论和社会学家彼得·邝的研究成果分析探讨小说中的潜在文本。与此相关联,本文还借助卡尔·米勒的“类我”学说分析了小说中两种类我关系,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参照,“逃离”是文本中三姐妹相同的选择,而三姐妹急欲逃离的正是潜在文本分析中揭示的生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