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诗意--论王小波

王小波其人其文存在明显的“逃离”意向,表现为小说中逃离和生存中逃离。小说中逃离主要指小说人物的逃离和小说叙事的逃离;而生存中逃离则着重从其自由撰稿人身份来考察对体制的选离,边缘处沉默则是对中心的逃离。逃离的起点是无趣,逃离的终点是诗意。在诗意放逐的时代,王小波的选择更显现其可贵性。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居室经验”

以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具有古旧风韵的“居室经验”,指出其“居室经验”具体体现为败落的家庭生活场景、旧势家族的“礼仪道德”以及冰冷的人情感受,所以,“居室经验”是张爱玲小说中最有意味的部分,也是其民间姿态的一种坚守方式。     

小说魅力探源

本文旨在小说文本的“自在”性分析，借以“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将小说创作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感知”把握出小说创作的“异化”与“间离”的自然“张力效应”。使人与自然、人与作品在现实世界中达到统一，由此找到了小说创作在审美取向中的生命韵味。作为小说创作的载体，本文更多地通过现代文学创作动态休验的“直觉思维”，把“理性感知”的形象在特定的语言（母语）环境（生活）中，揭示、敞开出小说创作的魅力之源。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秀拉》中的黑人女性姐妹情谊及其作用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中的姐妹情谊理论和心理学家埃里克松的自我身份认同理论来研究莫里森的小说《秀拉》,旨在分析姐妹情谊及其作用在这个文本中的体现,并揭示莫里森表现姐妹情谊这个主题的意图之所在,即,姐妹情谊可以帮助黑人女性在受男权与白人双重统治的社会环境下寻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     

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

不同于以往的汉语小说创作的叙述方式,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小说代表作《灵山》,不是以专有名词也不是以常用的第一人称“我”称谓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以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我”及第三人称“他”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主人公,除极少数的传闻中的被叙述者偶尔以名字或诨名称谓之外,所有的叙述者和几乎所有的被叙述者都是以人称来称谓的。小说中主人公“你”、“我”的面前常有女性人物登场,作者以“她”来称谓这些女性人物。拙文意在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具体分析,尝试解读这种全方位的以人称称谓作品人物的叙述。     

论老舍民间化的生活理想

老舍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大体描绘了几种家庭婚恋模式,却以不谈“爱情”作为隐性的情感之线解构了文本中“爱情”的存在。通过分析文本,我们可以得出老舍是以“过日子”的民间理想来作为观照民间生活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显示出老舍“不谈”爱情的婚恋观的“保守性”,与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1915—1923年)反对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     

《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再探讨

文学文本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显在的文学文本世界,另一个是潜在的文本世界,包括社会、政治、作者、读者、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狂人日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实主义白话小说,在“改良社会”、“改良人生”、警醒和改变国民的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狂人日记》文本之外“狂人”的人生历程的角度,动态地延伸出一个潜在的文本世界———“狂人”成为“狂人”之前和痊愈之后,以此从“狂人”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来讨论“狂人”形象的社会内涵。     

鲁迅小说词语的形象色彩义解读

本文以鲁迅小说文本(《呐喊》《彷徨》)为研究对象,用现代语义学方法对其词语的形象色彩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解读,总结归纳出鲁迅小说形象色彩词语运用的四个主要特色,并揭示了形象色彩词语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功能和价值。形象色彩词在鲁迅小说文本中的丰富表现和创造性运用,正是鲁迅追求文学语言具备“意美”、“音美”和“形美”等美感特征的结果。     

论原型小说《受伤的人鱼》中的真实与虚构

作为原型小说作家,近藤经一备受关注,他的《受伤的人鱼》是日本文学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以日本游泳名将高石胜男为原型,讲述了游泳选手三村龙彦与一对姐妹西田明子和阳子间的感情纠葛.本论着眼于围绕小说的历史事件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的变迁,考察该小说在文本创作上的虚构与背后的真实,以及推动《受伤的人鱼》文本成立的诸多因素.     

浅论《情人》的叙述艺术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叙述的是“我”家的故事,独特的叙述方式是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本文试图解读《情人》独特的叙述艺术,以挖掘文本的深层含义,力求解开杜拉斯魅力之谜。     

网络穿越小说:当代文化镜像的反讽性文本

网络穿越小说是最具有网络文学特征的小说类型,它以现实的缺席作为结构文本的潜在性小说要素,主要从两个方面与当代社会构成了反讽关系:一是作品文本层面生活景观的史诗性与戏剧性和当代实存层面的散文化生活景观构成了反讽关系,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匮乏与欠然状态;二是穿越主人公的高大完美与当代主体性的悲剧性处境构成了反讽性关系,动摇了传统的小说创作理论。这使得网络穿越小说有着潜在的文化建构功能。     

凝视理论视角下残雪《五香街》的身体政治

凝视是一种携带着欲望与权力投射的观看方式,反凝视或曰对抗性凝视,是来自于客体的他者的注视。对残雪的《五香街》进行文本细读,可以读解出小说蕴涵的多重凝视,包括男性凝视、女性凝视、隐含作者/潜在读者的凝视,这些目光将对象“他者”化,并企图对“他者”身体进行规训,也饱含对“他者”身体的欲望。借助凝视理论来阐释《五香街》的反讽叙事策略及表达的主旨意蕴,可以深化对残雪小说的理解。     

历史反思与文学架构——析乌韦·蒂姆小说《以我哥哥为例证》

历史反思和罪责问题的讨论一直是战后德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借助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成果,从文学与历史、历史与作家等关系问题入手对德国作家鸟韦·蒂姆的小说《以我哥哥为例证》加以介绍和分析,论述作家以文学文本叙述历史、反思历史的独特方式,揭示贯穿作品始末的主题——罪责与回忆。     

由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创作看当今藏族作家文学的发展

本文以扎西达娃、阿来的小说文本为个案,以世界文学之眼关照分析当今藏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走向。扎西达娃执着寻求藏民族文化的“灵魂”,在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时,又对抗了“荒诞”。阿来的创作则沉入了民族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心灵本身,但在文学技巧上却显不足。本文认为：藏族作家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以人为本、以生活现实为本,同时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美学经验,融合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     

现代性多层叙事的意义

在《孔乙己》中,文本叙述者是两个不同的“我”进行的多角度多层次叙事,一层是表面叙述孔乙己的故事,另一层是潜在的自我心理流程的揭示。作者赋予文本丰厚而深刻的审美内涵,表达出哲学寓言层面的象征意义,具有强烈的反省抒情意味,表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体意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审视。其叙事机制的现代性代表了五四作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探索。     

性别视角下姐妹情谊主题小说创作溯源

女性文学作品的诸多命题已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而姐妹情谊则是一个重要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主题性命题。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中国传统文学的积淀、现当代作家的不断探索、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与理论的渗透三个方面,追溯和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女性作家对姐妹情谊主题小说青睐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缘由,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主题方向。     

萧平小说<春闺梦>叙事学分析

本文有意尝试运用现代批评方法,对《春闺梦》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其艺术价值形成的内在机制。小说在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凸显事件真实性的同时,随时显现叙述者声音,以强化文本主题命意;文本依托深厚的文化背景,在与传统的互文对话中,拓宽阐释空间;文本以其独特的结构构成,以“梦”为核心意象,围绕“梦中”与“梦醒”,以“惊梦”的方式深化主题,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春闺梦》以新奇的叙事技巧,表现了老作家一贯的文化主题。     

从罗布·格里耶看"新小说"的话语构建

本文以罗布·格里耶为例，剖析了法国“新小说”在理论和文本创作中对传统小说话语的反动、话语模式的内涵、这一话语构建过程中体现的话语秩序以及话语模式对当代人文科学主流话语的整体呼应。文中认为：“新小说”在对传统小说话语反动的同时，就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文本话语，而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话语构建的圈内、外控制原则；根据人文科学诸学科“知识公因”的学说，“新小说”体现了当今社会中人的矛盾状况以及陷入这一状态中的无力和尴尬。     

类后现代叙事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是中国当代小说中较为独特的文本之一,按照叙事学的理论,其主要表征是使用后现代的叙事策略与方法。然而,由于这种后现代手法是通过借鉴与模仿而完成的,因此,其实质应当是一种文本上的“类后现代”叙事,这种“类后现代”叙事具有反权威、拆解二元对立模式的倾向,采取“躯体描写”和“姐妹情谊”的文本策略来展示其叙事观念。在艺术上表现为对元小说的应用、破碎结构的采用和对独特语言的使用。虽然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女性写作在文本叙述上的变革,但也存有自身的精神困境并因此走向了尽头。对此种现象我们应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