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翰藻"锥指——兼论阮元释义同萧统原序之区别

梁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被普遍认为是其诸体共用的选文通则乃至文学之界说,这一观点首创于清代阮元。考之魏晋南朝文论及彼时总集编选的通例,这一解释似有违萧统原义。所谓沉思翰藻,是萧统对史论这一文体为何列入《文选》的说明,从中体现的选文标准,也主要适用于史论一体,而非诸体通用。阮元对沉思翰藻的解释,其目的是将逐渐沦为道学附庸的文学重新独立出来,扶植与古文道统不相干的骈文,另立骈文文统,从而达到排挤桐城派以占据文章正宗的目的。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笙馨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３４种，《文选》３９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２０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     

关于《文选》的选文范围与标准问题

《文选序》欲“以能文为本”作标准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但这无法落到实处,《文选》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文选》即“文”之选,而不是在“非文”与“文”中选文。其选文以“文集录”为封域,类随文立;而又不为其所束缚。《文选序》并没有提出作为全书的选录标准,“事出”两句或“综辑”四句说的只是史书部分的“赞论”、“序述”及其相近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选录标准。至于全书的选录标准是什么,只能就《序》与《选》作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萧统编撰《文选》以审美价值为其依归;其“教科书”的作用等等,都是“派生”的。     

萧统编《文选》之深意

《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以及编排体制是“选学”界讨论的热点。对于这一问题,不仅要从《文选序》入手进行分析,还要将《文选序》和选文相结合,以此来探讨《文选》的选文标准、选文内涵、编排意图和编排次序,从而揭示萧统编《文选》的深刻意旨。     

论《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

萧统秉持进化发展的文学思想,并以此指导着《文选》的编集。他采取略远详近、略古详今的选文策略,凸显了汉晋以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成就。他主张事与义并举,沉思和翰藻兼顾,坚持中道主义的两点论和文学批评的平衡性。在实际选文时,他比较偏爱有翰藻文采之文,以之为准收录了不少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从而使《文选》成为一部"意义纯粹"的文学选集。他用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理念评判创作,剔除了经子史类作品,对"文"的发展实有涵养、化育之功,在文学史上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阮元籍贯正

清代学者阮元,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三朝阁老”;曾为“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太傅衔,死后被谥为“文达”。阮元一生著述甚丰,为国人所重。《阮文达公墓表》称其为:“丰功伟烈,武纬文经,国史碑传详焉。”阮元本是扬州公道桥人,而官方史料上却说他是仪征籍贯。本文就此加以辨正。《清史稿·阮元列传》中,《辞海》“阮元”条中,均称阮元为仪征人。而阮元在《扬州北湖万柳堂记》中写:“余家扬州郡群城北四十里僧道桥”(今邗江县公道桥,引者注)。清初,僧道桥属江都县。雍正十年     

论李善《文选》注的引文方法

萧统依据“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编造了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文学选集──《文选》。《文选》原只有30卷，唐李善为之作注，注后的《文选》被分为80卷．李春作注态度十分谨严，实事求是．翻开李注，一个很容易被人觉察到的突出特点就是旁征博引，广泛地引用了前人的各种资料，网罗繁富。户、观李善《文选》的注文，引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以李善的引文很值得探究。李善所引用的书籍，有哲学、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小学等等，经、史、子、集的文章都有。据验鸿凯《文选学》统计，李注征引的书，共23类，1689种。不过验…     

萧统的文学编辑思想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总集 ,治《文选》者 ,形成“选学”。编选者萧统 ,在历代成千上万的作家作品中“略其芜秽 ,集其清英” ,下了很大的工夫。萧统以“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为“文”的选择标准 ,以文体相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 ,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 ,各以时代相次”为编排标准。总结萧统关于编选宗旨、文体观念和编排原则等文学编辑思想 ,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文学出版物的编辑水平 ,为文学出版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张华《情诗》语义说略

张华《情诗》语义说略孙伯涵西晋诗人张华所创作的《情诗》五首，在当时诗坛是著名的诗篇。《文选》共载张华诗六首，《情诗》就占了两首①。按照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②的选裁标准，《情诗》入选，自属理所当然。不过，在钟嵘眼里，张华不是一流的诗人。《诗品...     

笙磬同音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34种,<文选>39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20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     

论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

山水记,滥觞于《尚书·禹贡》,漫衍于《山海经》及《楚辞》、汉赋,蔚然于北魏的《水经注》。但与《水经注》同时出现的《文心雕龙》,却对这历史悠久的山水记并未论及,在肖统主编的文学总集《文选》里,也对它闭门不纳。形成这种有趣的文学现象,除了由于南比朝的北方文人学士以“经学”为圭臬,崇尚朴质学风、南方文人学士以“玄学”为依归,富于哲理探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外,主要原因则是由于“记体文”一向被认为是“纪事之文也”,“以善叙事为主”,不需要作者的“缘物起兴”,因而在南朝广泛开展的探讨文学观念的浪潮中,在身经丧乱、亟待借物咏怀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愈益暴露了记体文、包括山水记自身存在的弱点:即远远不能适应舒卷愁情,遥深寄兴的客观要求。因而肖统在《文选·序》里明确地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不过是“纪别异闻”,均未选及;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学作品,才“杂而集之”。这就是山水记因与“纪别异闻”有血缘关系,与诗意“沉思”和才丽“翰藻”又格格不入,而被摈斥于文学领域之外的根本原因。     

阮元的学术渊源和宗旨

阮元的思想和方法虽直承戴震的余绪而起,但不如与顾炎武默契。阮元所标榜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以古为是,即以原始儒学中包涵的三代以来沿袭下来的“古制”、“古礼”等经验事实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原则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阮元以考据训诂为说经的工具,对儒家经典作社会学、伦理学的解释,其目的是要恢复“古儒家之学”的原始型态,以发挥其“跻世”的功能。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阮元的经解对厘定思想史上的材料,澄清思想史的脉络是有意义的,但也受到乾嘉学派“字字有考”新教条的限制,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章炳麟的文学观

章炳麟在其代表作《文学总略》中，对阮元“沈思翰藻”的文言说进行了尖锐批驳，并从现实出发，从文字学角度对“文学”和“非文学”各类文体作了重新界定。这种文学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韧产生了积极影响。     

屈原研究与萧统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是一座丰富而深邃的艺术宝库,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奇异的光彩.千百年来,研究者数不胜数,著作林林总总,其间,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占有重要的地位.萧统本着“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编选标准,一反前人研究屈原作品的“崇圣”、“宗经”态度,在《文选》中别立骚体一类,选录屈原作品共十首,     

阮元卒年质疑

关于清代学者阮元的卒年,《清史稿》、《辞源》、《辞海》及有关文史书籍都无一不说是1849年。但笔者最近在查阅清代另一位学者梁章钷(1775一1849)的《称谓录》(杭州贾景文斋本)时,从该书的自序中发现阮元的卒年并非1849年。阮元卒谥文达,但这篇写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霜降之辰”的序言却有“忆昔尝与阮文达师谈艺及之”云云,且结尾又叹:“惜文达早骑箕天上,不获与之商榷。”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阮元的卒年应在1848年霜降(农历9月)之前。 梁章钷与阮元交谊很深,阮长梁十一岁,梁尊阮为师,他们二人常在一起“辨证金石,讨论隶古”(见林则徐《梁章钷墓志铭》),应该说,梁章钷的序文是可信的。还应该说明一下,《称谓录》刊刻时,曾经梁章钷之子梁恭辰校勘,这种可靠性程度就更高了。     

萧统——陶渊明经典的"第一读者"

萧统作为陶渊明的“第一读者”,以选文的方式确认了陶渊明作品“文”的属性,并通过选文的价值判断行为确立了陶渊明的文学经典地位;萧统撰写的《陶渊明集序》与《陶渊明传》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对陶渊明进行了较为全面、准确的阐释。     

《文选》诏令文与萧统之“崇雅”

《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有公论的作品。但于诏、册,受制于其功能、应用场合、创作事实,及为后世立训垂范的主观意图,萧统所重的是汉魏那些典雅的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又皆南朝骈丽之文。这表明,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具体选文时,则藻丽与典雅并重。忽视其重典雅的选文标准,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     

《文选》史论三题

《文选》史论类共载录文章9篇,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文体的重视。从文体区分的角度来看,史论的独立与汉魏六朝史学、文学的兴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文选》各篇史论立足于历史现象,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涉及国家兴亡、内政外治的许多问题,既是沉思与翰藻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这一文体的理性认同。     

难体文三说——以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为例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体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