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之音”与“天凡之耳”——浅析声乐训练与演唱中听力的重要性

人对声音的感受主要是由咽鼓管组成的内听觉、外听觉和振动感这三个方面构成的,本文论述了听觉辨别能力在声乐训练与演唱中的重要作用。     

数字听觉人：数字时代的声音主体与实践

数字媒介技术引发新的听觉行为和知觉方式的出现，“数字听觉人”作为新的主体形态应时而生。数字听觉人具有流动性收听、具身性、节点性、连接性等特点，能够在情境性身份中形成场景化社交圈层与共在式情感共鸣，以及通过声音入口与智能语音媒介构建“生成式”联结和智能栖居生态，重构“在家”的意义，绘制随时在家和陪伴在家的栖居图景。数字听觉人以“断连”的方式构建私人声景，实现“专注自我”的栖居之境，同时能够在虚实互嵌场景分身在场中创生出自我的声音价值和存在意义，从而构成数字时代以声为媒的声音景观和文化表征。数字听觉人作为声音媒介和声音意义秩序的主体呈现了独特的认知机制和传播路径，为反思视觉弊病提供了一种来自声音的具身性实践，也为当代数字化生存状况提供一种理论问题和切入框架的思路。     

文化传播中的听觉转向与听觉文化研究

在当代社会,人类的文化传播主要通过视觉文化的传播来完成。到了21世纪,在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又出现了听觉转向,取代了视觉转向,听觉文化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对学术研究来说,听觉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听觉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古已有之,中西文化史上都是如此。研究听觉文化主要有三层价值: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象与音都是语言符号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听觉文化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音的关注;其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消除视觉文化研究的弊端;最后,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听觉文化研究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听觉的世界中。     

听觉文化研究:为文化研究添加“音轨”

听觉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我国,需要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展开本土研究实践,形成一套有效的听觉文化本土表述话语.目前,这项工作可以通过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等学科话语的整合来启动.     

副语言符号的文化阐释

副语言符号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对声音的使用,包括音高、语速、节奏、音量、音调及其他声音。副语言符号在交际中不仅具有表达感情色彩、反映社会地位、反映个性等功能,在不同的文化中还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     

论电影色彩的文化意蕴

电影人色彩意识的真正觉醒 ,始于 2 0世纪 6 0年代 ,从那时起 ,欧美各电影大国的一些电影艺术工作者 ,努力开掘电影色彩的表现功能 ,大大地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 ,作为一种美学形态存在的电影色彩的文化意蕴 ,至今并未为人们充分理解和重视。尤其是中国电影 ,在对色彩的运用上多数仍停留在还原现实的基准线上 ,或仅对局部的表意功能有所发挥。因此 ,对电影色彩的文化内涵作系统的梳理和必要的理论阐释 ,便显得很有必要。时代社会文化神韵的传送以画面图像为负载主体的电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 ,虽然也注重色彩的运用 ,然而 ,由…     

叙述与倾听:听觉空间中的声音探究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呈现出来。面对文字构筑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只关注看,而应学会倾听,构建听觉空间,从而与作者和文本对话,聆察叙述的声音和由叙述声音描摹的各种声响。这些声音复杂而又微妙,是文学叙事的魅力所在。它们由作者发出,随文本传播,在不同的时空被人们接受。智性的倾听有利于唤醒人们遗忘或忽略的感知,帮助人们改变视听失衡的现状。     

漫谈英汉拟声词

作为一种重要的构词法及修辞手段 ,拟声词通过模仿事物或动作的声音渲染文字中的音响 ,给人以听觉上的刺激 ,美感上的享受。同时 ,拟声词所产生的“形象概念”也带上了明显的民族文化色彩 ,因而使语言变得更加生动、鲜明 ,富于感染力。本文试从分析英汉拟声词的异同、翻译方法及其蕴涵的不同文化信息入手 ,探讨其独特的语言功能和文化背景 ,以丰富语言的表达功能     

听觉本体论建构：唐·伊德的“声音现象学”

听觉和声音被以往的现象学哲学所忽略。国外现象学脉络中的学者如美国的唐·伊德试图弥补这一盲点,其思路是借助听觉维度转向开启声音现象学,从而构建听觉本体论。听觉本体论探讨的是作为意向性活动的听觉,声音现象学探讨的是作为意向性对象的声音,两者实为一体两面。这需要对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盘点和再诠释。现象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不同的现象学思路分别被改造和挪用来描述声音现象,探讨意义阐释;梅洛-庞蒂的具身性思路被用来联结听觉知觉与意义指涉,成为听觉本体论的核心。     

“你”听到了什么——《国王在听》的听觉书写与“语音独一性”的启示

人际听觉沟通中传递的声音与气息发自肺腑深处,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感性特征,是文学艺术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对象。卡尔维诺小说《国王在听》中的听觉书写,对应了声学家和符号学家总结的三种倾听模式——因果倾听、语义倾听与还原倾听。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这个故事,既有利于彰显听觉感知的模糊性,又有暗示每个读者都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用意。将倾听者设定为国王,乃是出于"居高听自远"的叙事策略——没有谁会比高高在上的国王更在意来自四面八方不利于己的响动。以屏蔽了具体语义的女子歌声来唤醒国王,则是为了突出"语音独一性"的魅力,作者此举被认为是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或曰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奠基石——迄今为止的研究只关注普遍的语音,而忽略了语音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简单事实。文学界虽然早就认识到"文学即人学",但在对具体人物的认识上仍未摆脱形而上学的偏见,虽然罗兰·巴特称语音为人的"分离的身体",但许多人还未深刻认识到具体的语音与语音后面的"活人"之间的联系。卡尔维诺揭示的"语音独一性",在中外叙事作品中都有形形色色的反映和流露。     

论夏商时期的和谐文化

夏商时期的和谐文化主要体现在制度控制层面、精神控制层面以及艺术审美三个层面。在制度控制层面,通过协调外交关系中的交往行为,以实现部落社会的和谐。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控制措施,通过推行荒政制度,关注弱势群体,通过控制人们物质消费的过度行为,以实现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精神控制层面,人们通过宗教信仰、道德修养以及礼乐为用等方式加强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强化个体身心修养和谐意识,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艺术审美层面,表现为听觉与味觉审美上的和谐,表现为视觉审美中的阴阳和谐、青铜图案与建筑审美的和谐。     

近代民族主义与龙云地方“独立”政权

近代由民族主义激发的追求国家统一乃时人一普遍心理，地处边远之云南亦不例外。以往学界对龙云地方政权更多强调的是其“独立”特性的一面，然具实研究，其时龙云政权的建立不仅与北伐时期国人向往统一的民族主义心理同步发展；并且由同一民族跨境集聚的地区民族特性所致，龙云政权在地方意识上又多了一点由自然地理分布形成的西南地域观而少了一些行政划分的省界观念。     

基督教信仰下的少数民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云南三个苗族村寨调查研究为例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祥和安宁、友爱诚信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基督教要求信徒不但要以"十诫"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要懂得"感恩",能"博爱"、"行善",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基督教在信教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于构建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方式、调节身心平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部分地区的苗族接受基督教信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基督教信仰使信教群众在社会组织、行为习惯、节日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苗族部分传统文化因基督教的介入丧失了传承的根基,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信教苗族的文化之中,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云南三个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只要好好加以规范和引导,就能够在信教民族农村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上)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下)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正感探析——以社会期望与财富分配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民众的社会不公正感逐渐增强。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文化与平等意识的萌发,增强了他们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憧憬,引发了普泛性的生存比较,所有这些都普遍提高了民众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全方位扩大,财富分配极不合理,既有市场化改革自身引发的巨大收入差距,也普遍存在由双轨制、非正当致富等导致的贫富悬殊。这种期望与指望的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公正感。用公式可表示为：社会不公正感=社会期望/财富分配。提高民众的社会公正感须从调整财富分配入手,应做到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     

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

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相对提高。她们敢想敢 做,旷达不羁,向儒家礼教进行了大胆地冲击,昂扬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家庭观念变得清新、率真而自然,其放达 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极致。     

论闻一多后期对杜甫认知角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发展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强调对纯艺术的追求,主张诗歌的形式美和意境美;后期则强调诗歌要关注时代、融于社会,要站在时代前沿,为人民服务。虽然在文艺观上有如此巨大变化,但闻一多对杜甫却自始至终给以最高的评价,只不过在这种不变之下,其评价的坐标已发生重大转变。这种实质的变化虽然常常被表面的不变结论所掩盖,并因此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只要细心的挖掘,这种转变仍然可以发现,并且被清晰地揭示出来。促成这一不变与变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因素、文艺观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这就是闻一多个人出身、经历、人格特征及政治观、人生信仰上有诸多和杜甫契合和差异之处,正是它们共同促成了闻一多在杜甫评价中的复杂现象。     

转型期中国公众社会心理的演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使公众的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功能分化,中国人的生活空间、精神空间被放大,公民的人格更加独立,参政热情明显提高,契约意识普遍强化,国际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的变化,在传统与现代、进步和落后的碰撞中,社会心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如落后心理乘虚而入,社会诚信遭遇挑战,仇富仇官心态严重,维权事件频繁发生等。社会心理的负面效应,并非只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只要社会能够正确地对待、引导,负面社会心理不但不会起到负面作用,反而会提高社会肌体的灵活性和柔韧性。     

灾荒视野下的人与自然——以中国古代荒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立足灾害与社会的独特灾荒视野,以中国古代荒政书为中心,探析中国古代人民有关人与自然的若干思考,认为他们在探索自然、认识自然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的同时,也锢于自身知识、观察手段、认识习惯等局限,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存在某些偏差;这些认识的复杂面相更多源于人们实践本身的复杂;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中国古代人民关于人与自然认识的诸多独特思考,以此警示人们不应简单化古人的认识,而应吸取其宝贵经验,服务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