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的批判与超越

康德从实践理性出发,基于自由的道德原则构建其伦理学及政治学说,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否定能动的意识获得的物质基础,因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批判了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并实现了对其的超越。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超越”——兼论中西哲学“精神超越”的相异与会通

中西哲学同主张“精神超越”,但在理论形式上却有重大差异。其根源在于,其一,中西哲学对“形而上”的理解有重要的不同在西方哲学中是实体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则是境界的形而上学。其二,西方人把“天道”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存在,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天道,目的在于把握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性;中国传统哲学是从价值论、主体论的角度理解天道,旨在以天道的必然性来证明人道的必然性,以天道的合理性来确定人道的合理性。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内在与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根本焦虑

西方传统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既要内在于意识,又要超越意识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所以,内在与超越是内在意识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可能道路就是走向非哲学的思想。     

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从宗教批判出发的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

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与近代哲学的自由原则及其内在矛盾有着必然联系。现代对历史的反抗完成了哲学传统中的自然理性与现代的世界理性的区分。在现代对世界的省思中,特别是在将来的人与自身的区分上,世界理性获得自身尺度的当下现实。     

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走向

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要拯救西方哲学的危机,重新论证和定位形而上学,对理性范式自身逻辑蜕变过程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理性的"合理性"根基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根据统一于对人之本性的理解当中,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走向具有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对理性范式演进逻辑进行系统把握,不仅能够认识形而上学发展历史的基础结构,还能够进一步理解不同类型形而上学的存在样式的内在根据,进而可以诠释形而上学的未来命运和现实特征。     

马克思的后形而上学视域与人的生存本性理论

人的自我理解，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内容。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直至近代，对人的考察集中体现为“人是什么”这一命题，即以下定义的方式来理解人。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形而上学把握人，必然导致人的物化，即把人理解为现成存在者。要解决这一难题，需将人从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超越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将形而上学现成性解释原则转变为后形而上学的生成性解释原则，进而揭示了人特有的生存本性，实现了后形而上学视域下人的自我理解。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论当代形而上学视域下的“中国梦”之价值

西方哲学的基本视域大都植根于其久远的精神传统之上的，这一思想根基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整体结构与关注聚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形而上学的不断阐释来推进和重塑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复活大都在新的前提下，来助力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提升自身的活力。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和阐述样态有着新的特点，体现在与时代精神的旨趣相吻合，总是力图在超越旧的精神状态的过程里，重铸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本文提出了形而上学现代架构中的基本样式，强调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并尝试着从形而上学与“中国梦”的契合点上挖掘形而上学的特有功能，即表现在对理性超越的不断追求，对实现过程的历史包容，对现存状况的批判反思以及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强调在当代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建造“中国梦”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道德神学:康德哲学的归宿

康德哲学在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基础上,否定传统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将终极问题锁定为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其理想是通过反思判断力超越认识、科学而向人的道德过渡,以自由意志的自律为支撑,在人的理性平台上构建人的道德,并以道德为基础,重建西方宗教.因此,其哲学思想的归宿是道德神学.     

再论理性何以追求超验的理想

理性具有超越性,它总是力图超越经验世界,追求更为理想、更为合理的理念世界。这是因为形而上的理想深深地置身于人之存在中,人本身就是形而上的动物,就具有超越性,人通过超越自身有限生命的追求,来展示其作为万物之灵的尊严和价值。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理性独特的个性和哲学对理性之谜的无尽探讨。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

新世纪初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进展是研究视域的拓宽,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缺乏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哲学范式转换的意义的认识。在西方哲学发展中思辨理论哲学范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下半叶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开始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回归,其中,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一方面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源,另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理性和文化精神演进的重要趋势,通过把关于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文化价值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的文化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理论范式。     

试论理性自由与“此在”的真实问题

]基于康德的先验哲学而言,自由源于理性存在的必然,其“实在性”的体现依托于理性存在者或人的“此在”事实;自由的“实在性”不是作为物的经验对象,而是作为经验对象之规定的纯粹形式存在;自由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其“实在性”既指向理性原则的存在,又指向理性原则作用的存在,并必然地表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统一。任何在自由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都是新的路径的选择和对以往方法的解构,而非对自由和存在本身的改变,康德哲学的建立是如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体系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断面对困惑、重释自由之际,我们也凭借自由的问题而进入自身存在之路,并获取人的“此在”的真实。     

论自然直观的异质性与哲学中立化——异质性理论的预备性探讨

针对先前哲学在直观问题上的种种弊端,本文将人的意识世界另行划分为自然直观和符号指谓。自然直观是通过感官对对象的直接"意识到",与符号无涉。这是一种自然的意识形式,其机能是自然赋予的,它保证了人同周遭世界即时感应的互动性协调。符号指谓是通过人所发明的符号之间的连接去指谓对象所实现的间接"意识到",它是人工的意识形式,是人创造属人生活之所需。符号指谓包括概念思维,哲学是概念思维的最抽象形式。通过异质性理论的哲学分析可以发现,自然直观包含了大量异质性。异质性就是种类间的不可通约性。自然直观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将哲学所分析到的异质性因素整合得天衣无缝。相比之下,包括哲学在内的概念解释则必须接受逻辑约束,只能操作同质性。因此,自然直观既无须哲学为自己奠基,也不可能充当任何特定哲学理论的基础;哲学的本分在于解决符号世界,特别是概念领域的问题。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主要是探讨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试图为伦理学理论提供价值和概念前提。道德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精神哲学基础。     

古希腊神话与理性浅析

神话和哲学是古希腊文明的灵魂,神话以诗性直感表征世界,哲学以理性追问万物,二者协调并进使古希腊文明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张力,构筑起诗与思相互融通的精神家园。但是,由于理性的过渡扩张,现代人类陷入了理性机制化的魔圈,使人的思维趋于程式化,精神面临物化,日益失去诗性的美感。人类幸福的终极关怀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诗性直感和哲学理性的关系,重新构筑诗与思繁荣并茂的精神家园。     

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犹太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直觉主义哲学。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 ,是一条介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亦东亦西”的思想之路。犹太哲学不仅在形式上利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传统 ,而且做到了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与统一。犹太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在于 ,它认定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表明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是可行的 ;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与西方哲学的真正融合 ,犹太哲学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作为一种宗教哲学 ,犹太哲学提醒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关注宗教信仰因素。     

生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哲学在先秦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哲学传统。现代西方生命哲学推动了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生命哲学精神的自觉。对中西生命哲学特质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哲学的独特成就在于突出了对生命之中和状态的追求,强调德性修养的努力,注重运用类比和象征手法进行即时点拨。但中国哲学在思辨性、系统性以及个性创造力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通过反省和自我更新,相信中国生命哲学的传统一定会在未来中国哲学建设特别是价值体系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