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农民幸福状况的统计学模型构建研究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才能真正带给人民幸福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究竟有多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寻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公众和学界自然对幸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农民的幸福.在此基础上构建统计学模型,深入浅出的对农...     

幸福指数关怀的政策价值

近来,幸福指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幸福指数,民众的幸福指数现状到底如何,关注幸福指数的政策价值又在哪里?笔者认为,幸福是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是一个务虚的概念,就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各种有关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并非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就越幸福。关注幸福指数对于引导政策的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经济在增长 幸福在路上

发展经济应以人民的福祉为终极目标,但目前经济增长效益的共享仍是一种期待。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施行“善治”的南亚小国不丹,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构建以“效率优先,机会平等”为理念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新加坡,它们为本国人民铺垫幸福之路的历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实现幸福的参照。     

社区共同学习：城市幸福指数的新元素

近年来,一项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引起社会持续广泛的关注。调查结果显示,经济颇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幸福指数并不高,深圳等一线大城市的幸福指数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毫无疑问,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处于我国前列,但它们的幸福指数为何跑输GDP？它们为何成为中产家庭心目中＂不够幸福＂的城市？     

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指标,关注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观的充分体现。要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坚持社会公正,将“幸福指数”变为现实,同时还须避免对幸福指数的错误倾向。     

合肥,安徽,中国——兼论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之关系

合肥是安徽乃至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近几年,合肥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其中,招商引资、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其经济快速崛起的主要力量。这样的事例安徽各市县比比皆是,这是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叠加所致。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重要,"要GDP,更要幸福感",经济迅猛增长并不一定代表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一样,当前需要讨论并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目的。     

全球居民幸福度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

为了从统计实证上厘清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度的作用机制,本文使用权威的幸福度调研数据与基于购买力评价的人均GDP数据,梳理了全球居民幸福度与人均收入在区域截面之间以及不同时间序列趋势之上的典型化事实。结果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是提高居民幸福度的重要因素,但并不必然会使得后者长期持续攀升。     

城市幸福指数之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幸福。幸福是建立在人生意义之上的一种快乐的心理状态,源自个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幸福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是由许多成分构成的组织;其中每一个成分都有其独自的功能,但又与其他成分相互影响。可以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幸福加以研究。城市幸福指数是衡量城市各阶层民众生活幸福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适合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为了促进民众的幸福,除了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还要靠个体自身的努力去获得幸福。     

马克思幸福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幸福思想立足于唯物史观,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把哲学价值论对“至善”的思考转换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对现实生活意义的不断追问。马克思的幸福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民生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为价值导向,构建幸福中国;坚持“统筹兼顾”为实践原则,实现科学发展;坚持“自由全面”为意义旨归,创建和谐社会。     

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武汉市委市政府对于建设人民“幸福城市”的关注和推动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全体市民指明了建设“幸福武汉”的方向和路径.然而,目前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如居民收入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偏低、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不够、城市的文明建设还有待加强等,制约着武汉市建设“人民幸福城市”的进程.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市民“幸福指数”的不利因素,实现全体市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普遍感到生活更富足、社会更公平、城市更安宁、心情更愉悦、活得更有尊严,推进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     

GDP主义、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GDP是国际上普遍适用的考察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工具,但是仅凭GDP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近年来,许多国家开始探索建构GNH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国家的发展水平,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GNH是人类财富指标体系的又一次伟大发明,它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国民幸福为中心"。GNH指标体系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必须致力于制度基础变革:摒弃速度型发展战略思维,确立稳健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健全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弱化地方过度追求GDP的制度激励;减少宏观调控的行政色彩,有效提升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加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积极致力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全面改善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体制动力。     

发展伦理视野中GNH关怀的道德意义

从GDP崇拜到GNH关怀,是两种发展观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对幸福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评价标准的转变。GDP崇拜其实质就是唯效率崇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道德的困惑和系列社会问题,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GNH关怀发展理念,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要GDP还是要GNH？——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评析

近现代经济持续增长,使世界各国看到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悖论结果：即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世界金融海啸和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所发生的一切也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应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即增加国民的幸福指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体制改革也应围绕着实现社会的和谐与人类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进行。因此,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     

基于发展伦理的GNH关怀

发展伦理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发展的最终日的就是人的幸福。因而在发展实践中，就要不断扩展人们的实质自由，提高人们创造幸福的能力，从而实现GNH最大化，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经济发展的幸福转向

幸福作为最高的善,既是政治学追求的目的,也是好生活与好行为的有机统一。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则是关于幸福的操作性定义,分别代表个人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和国民幸福的评价指标。经济发展与幸福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复杂性的合力关系,因而经济发展人民未必幸福。要使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的正向作用更为突出,政府组织必须施行更具包容性的以GDP和GNH为主要内容并有机结合的幸福新政,国民个人则必须学会使用重构认知、管好欲望、善用社会支持等幸福心法。     

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和谐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宏观上看,首先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和谐。而经济基础本身则依赖于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和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强调经济基础的和谐,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和谐发展。     

奥运经济效应论与北京奥运需求投资分析

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城市乃至国家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它除了会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外,还有可能产生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瞬间放大效应和后奥运效应。如何应对这两个效应,减少奥运前后的盲目投资和不必要损失,必须注意和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要将“奥运经济”等同于北京奥组委的市场开发计划;第二,“奥运经济”并非大企业的豪门盛宴,小企业将更有作为;第三,奥运场馆建设既要能够满足奥运会期间的高质量需求,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城市的财务支付能力和场馆的长期使用。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思想源流与历史语境探究

对"经济民主"的强调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者最为突出的思想特征。所谓"经济民主",就是实现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结合的学者,颇受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英国工党社会实践的影响,而主张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学者,则受到哈耶克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普遍向往也源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     

小泉政府的能源外交

能源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保障。日本是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其维持经济发展的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小泉纯一郎入主日本内阁以来,其政府着力推进在中东、中亚里海、非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外交”,制定使日本能源进口多元化,保证日本充足、稳定的能源供应的国家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凸显出小泉政府独特的“能源外交”特点。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测评研究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为继的。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压力,减少环境污染,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基本原则,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形式,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根据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现状,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对1999—2008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和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