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司会审制度考

三司会审是我国古代审判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学界对于会审制度研究不少,但对三司会审的理解却相对模糊。三司会审是明代三法司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御使对全国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处理的制度。它源自唐代＂三司推事＂,并在明代得到发展完善成为定制。     

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唐代江淮地区经济地位刍议

<正> 史学界在研究唐代经济史时,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论述了江淮地区的经济问题。笔者认为,其中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唐代江淮地区的地域概念是什么?唐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江淮的地域概念,虽然并不明确,且有前后矛盾之处,但是,大致系指江南道和淮南道是无疑的。如贞元八年诏,“东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东南东道至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涝主之;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之。”①。这里的“江淮”,显然指的是江南道和淮南道。如果从经济区域角度来考察,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南申下游一     

魏晋迄隋比部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比部郎始现于魏晋,隶属于吏部尚书,职掌不明;南朝时期隶属于吏部尚书,主法制;北魏、北齐时期隶属于都官尚书,其职掌除继续主法制外,增加了勾检职能.隋朝继承北朝之制,比部侍郎隶属于刑部尚书,其职掌有向专职勾检转变的趋势.比部郎中的变化原因是尚书省内部机构的调整和职权的专业化.比部郎行使勾检职能,客观上能起到考课官吏的作用.     

边塞地域考

从历史文化视野考察"边塞"的概念及其特指地域,至今没有一个准确且恰当的阐释."边塞"词源所指向的地域主要包括河套及河西走廊在内的西北地区;唐代边塞诗词所阐释的边塞地域涵盖了除陕西以外的西北地区,延伸至安息四镇,这恰与唐时的陇右道行政辖区大致吻合.从历史地理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疆域变化特征来看,"边塞"就是要塞遍布且军事、经济战略地位极其高的陇山(陕、甘交界的华亭一带)以西的西北地区(包括河套地区),这也与唐代的陇右道行政辖区重合.     

兴酣落笔的李森先

李森先,字琳支,号滟石.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人.明朝崇祯元年(1628)进士.清顺治二(1645)自国子监博士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为人鲠直敢言,因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弹劾礼部尚书、大学士冯铨及其子源淮诸不法状,而被夺官.顺治帝亲正后,览其原疏,认为“所劾甚当”,遂官复原职.顺治十五年,李森先应诏陈言,为流徙诸言官开脱.顺治斥责他“市恩徇情”,又夺官下刑部,议流徙.寻宽免,复原官.命其到河南勘察荒情,不久卒.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称其“屡上疏,论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     

无锡籍学者对《四库全书》的突出贡献

文章叙述了无锡籍学者撰人名录及其入选《四库全书》与《存目》的题录;诠释了无锡籍学者精英获取进士学衔名录,以及他们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宰相、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者的名录;论述了无锡籍学者入选《四库全书》著作的特色。     

从迁转角度看宋代六部尚书的次序问题

从迁转角度来看,宋代元丰改制前,六部尚书地位的先后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其迁官次序因此为由工而礼、由礼而刑、由刑而户、由户而兵、由兵而吏。这套次序来自唐中后期形成的六部尚书迁转次序,而非唐代官品令中的次序。元丰改制后六部尚书的地位次序变为吏、礼、兵、刑、户、工。这套次序与宋代官品令和职官繁剧次序不同。宋代职官制度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六部尚书新次序的形成。     

论唐代的吏

一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就其职名考察,唐代之吏实相当于秦汉胥史、郡县掾属和乡官。下列事例当有助于人们对两者有别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1.《旧唐书·张玄素传》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尝对朝问[张]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合史,甚以惭耻”。据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所述,当时玄素在太宗追     

唐代服饰礼服管理机构与官员设置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考证的方式,考察了唐代服饰礼服管理机构、相关官员以及服饰礼仪管理状况。唐代建立了细密的服饰礼仪管理体系,由礼部主管服饰礼仪,刑部负责相关法令执行,户部掌管服饰赏赐,各部由左右丞统领。内廷另设机构管理服饰礼仪,殿中省下设尚衣局掌管皇帝服饰,内侍局下设尚服局掌管皇后、内命妇及女官的服饰。尚功局负责宫内的服饰制作。织染署负责皇帝、太子和百官的衣冠制作。太子府另设机构管理服饰礼仪。通过官员上表和皇帝敕书实现服饰礼仪修订,后由礼部、刑部等具体执行。即使有严密的礼仪管理制度,唐代服饰僭越的情况依旧常见。     

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

孟子倡汤武放伐、民贵君轻、土芥寇仇、俊杰在位等说.孟学在先秦是显学,汉代还有尊孟派.魏隋间皇室更替是采用"尧舜揖让”模式以取代"汤武放伐”模式,封建世袭士族阶层倡"汤武逆取”说,贬抑孟学.统治者依靠封建宗族势力,他们倡"仁孝治国”,标榜周孔之道.隋末农民以武力推翻暴君,"逆取说”不攻自破.孟学发展的最大障碍被排除.到唐代,庶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着眼于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削弱世族特权,这和具有远见的孟学息息相通.唐初已有人尊孟.中唐出现尊孟思潮,封建统治思想开始由周孔"仁孝治国”向孔孟仁义之道演变,其侧重点是强化纲常名教.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唐代后期宦官揽权干政之契机探析

唐代宦官从玄宗、肃代之际开始走上榄权干政的遭路。玄宗、肃代之际权相的出现和藩镇的兴起为宦官的揽权干政提供了契机。     

试论唐中央行政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察机构的授权主体由皇帝逐步转向宰相.宰相利用制度监督监察机构,利用职权打击监察官员,并通过争夺监察官员的任免权,控制监察机构.从而削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力.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唐前期因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山现了史家盛称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安史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宰相、宦官、节度使等侵夺、削弱,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等危局。     

宋代功臣画像考述

图绘功臣是中国古代君王表彰有功之臣的一种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君王希望借此酬报有功之士,激励贤能之臣,凸显人才之盛,展示国势之强。宋代继承汉、唐为功臣绘像的传统,在显谟阁、景灵宫、昭勋崇德阁举行过几次大规模图绘活动。宋代功臣画像具有五个鲜明特点:所绘功臣时间跨度较长、覆盖面较广;在文武大臣比例上,体现出宋代重文轻武的时代特征;与功臣配享这一古代祭祀体制有着密切关系;与贯穿北、南宋的文人党争现象相呼应;形成一套可操作性、常态化遴选画像功臣标准。宋代功臣画像对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体现在促使功臣子孙荫补制度发生变革、激励人才等方面。     

略论唐律中的法家思想特点

从唐律中德法关系的几方面特点来看,唐律虽然也强调＂孝亲＂,但终以＂公法＂优先于＂私德＂,以＂忠君＂优先于＂孝亲＂;唐律中＂刑罚＂的目的着眼于外在行为的调控,而不是道德＂教化＂;唐律强调为子、为臣要＂顺上＂,强调对＂人＂的服从,而不是＂从道＂、＂从义＂。唐律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一种＂改造＂了的法家思想。     

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四川"这一历史地名的渊源进行了文化解读,即"四川"作为文化地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经济管理区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四条江的简称的来源。文章认为,"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的得名,与四条江无关,而是同唐代将剑南道简称为"蜀川",宋代将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两川"有关。文章还对"巴蜀"的历史概念进行了文化解读。     

论唐大明宫延英殿的功能与地位——以中枢决策及国家政治为中心

唐都长安的大明宫延英殿是一处重要的建筑物,其功能除了作为“延英召对”的场所外,还有群臣向皇帝问起居、延英奉觞、延英奉慰、延英中谢、召见官员、面授官职、召见外来使者、举办宴乐等许多功能.在唐后期延英殿在大明宫中的重要性,不仅超过了其他殿阁,也超过含元、宣政、紫宸等三大殿,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