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走向东方:20世纪西方文学的神话意向

以全球的眼光神视西方之于东方和东方之于西方,大约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策略。—艾德林20世纪西方文学作为一种时代性文学,是在走过前19个世纪以后呈现的具有特殊“人学”意义的文学,前19个世纪的文学尽管有较大的变异和复杂性,但在“人”的命题上,还是可以抽象出一条脉络的,那就是:     

重访“斯诺命题”：论麦克尤恩 《星期六》中的两种文化

麦克尤恩的《星期六》被批评界普遍定性为“9·11小说”,但“9·11”事件及其喻指的“政治”命题绝非小说的终极旨趣。在更深层次上,《星期六》暗藏的是“两种文化”即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所代表的科学与诗人黛西所代表的文学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借助小说,麦克尤恩喻指了“两种文化”在排他性背后的互补可能,即科学之于人的肉体犹如文学之于人的精神,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由此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作出了自己的注解。     

界限与越界:小民族文学的解域化

文章从后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界限”和“越界”入手,借鉴德勒兹/瓜塔里的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等概念,进而深入探讨了卡夫卡提出的、德勒兹/瓜塔里深化的小民族文学概念。作者试图说明,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越界之于界限,变之于不变,小之于大的解域或生成运动。而在当下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一切语言、文学和翻译活动都是小民族语言对大民族语言、小民族文学对大民族文学的解域化。     

文学思潮论

近些年,在归纳中外现、当代文学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出现了“泛思潮”倾向,动不动就把一些文学现象冠之于“文学思潮”,以至混淆了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创作方法、文学时尚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文学思潮质的规定性以及它和上述几个概念的关系。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直仅限于在知识圈子游走、实验,它是不是影响全社会现代“公民”身份的养成,特别是女性—公民身份的养成,圈内圈外并无理性自觉。而女性文学以审美“现代性”方式使人类平等意识施之于一切层面的人,这种文化使命要求女性文学决不仅仅是文学存在,其创作主体必须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以求得向往文化完形的全民社会认同。从前女性的非人处境,导致女性文学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倡“女性—人”价值目标,而“女性—人”直指哲学的层面,侧重其形而上的意义;“女性—公民”旨归则规定了具体的运作方向,更强调实践和行动。因而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初步呈现“女性—人”雏型之后,21世纪,还需朝着明确的“女性—公民文学”方向努力。     

文学伦理学视野下《黄金洞》的文本解读

中篇小说《黄金洞》一直赓续阎连科所构建的“耙耧世界”文学场域的书写，文本中桃与贡家父子三人的乱伦之事意在表征现代化进程之中文学之于伦理道德理性书写的“异变”和反思。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作为引子来介入文本的分析，分别从伦理环境、身份选择和失控的斯芬克斯因子三个方面加以阐释，来表达阎连科笔下耙耧世界的“乡村死亡报告”。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暨中外女性文学研究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2 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直仅限于在知识圈子游走、实验 ,它是不是影响全社会现代“公民”身份的养成 ,特别是女性—公民身份的养成 ,圈内圈外并无理性自觉。而女性文学以审美“现代性”方式使人类平等意识施之于一切层面的人 ,这种文化使命要求 :女性文学决不仅仅是文学存在 ,其创作主体必须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以求得向往文化完形的全民社会认同。从前女性的非人处境 ,导致女性文学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倡“女性—人”价值目标 ,而“女性—人”直指哲学的层面 ,侧重其形而上的意义 ;“女性—公民”旨归则规定了具体的运作方向 ,更强调实践和行动。因而中国女性文学在 2 0世纪初步呈现“女性—人”雏型之后 ,2 1世纪 ,还需朝着明确的“女性—公民文学”方向努     

儒学人本思想与欧阳修的文论观

儒学人本思想肇始于西周 ,成熟于春秋 ,战国时期达到一个新高度 ,汉唐走向低谷 ,宋初儒学人本思想开始复苏 ,欧阳修把天命天理归之于人和事 ,是宋代儒学人本思想复苏的根本标志。在“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上 ,欧阳修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本 ,重构儒学“人本思想”。他的史学、文学以及荐拔人才等文论观都贯穿和渗透着儒学人本思想     

两种“小品文”主张：论林语堂与周作人的差别

尽管林语堂与周作人都将“小品文”视为“冶议论情感于一炉”的文体，但二人却因“把思想当为根本的目的，把情绪作为容易使人理解的附属物”与“以情绪为主，以思想为副”的差别，而对小品文提出了“质直”与“涩味”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林语堂未曾将“苦闷”之“情”视为文学的“根柢”，因而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自我”抑或“性灵”，其实并非意在凸显“内宇宙”的开掘之于文学的重要性，而是对“内宇宙”与“外宇宙”交汇后所碰撞出的火花提出了期待。     

网络文学语言对传统文学的突破

网络文学语言之于传统文学具有突出的“异在性”特征,即它有不同于传统文学语言之处,又有超越传统语言的一些显著特征。最能体现网络语言特性的是三个相关联的特征,这三个特征形成了它之于传统文学的“异在性”:一,“片段引入效应”既有古典美学意和境、情和景的结合,又包含了漫画(视觉)文化的流行元素;二,语言界限的“内爆”就是指在语言和语言逻辑内部瞬间消除区别的过程,“内爆”之后,一切都相互交叠、一切都相互渗透,原本对立的概念不再对立;三,语言的“去理性化”,这是传播媒介对文学内容的一种规定性。     

略论明中后期的诗文革新运动

李贽与反拟古派的发展唐宋派的反拟古运动,虽然对以后的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在当时的声势还没有那样显著。然而,进入明末万历时期,在革新思想的影响下,新的文学观念接连不断地涌现。在什么时代、什么人的作品中寻求文学模式,这样的争论意见纷纭,由此兴起了公开的反拟古运动。而作为它的开端的是王守仁提倡的“阳明学”。在《传习录》里,王阳明大胆宣称:“夫学贵得之心也,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未敢以为是也。”这与人     

《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价值

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的《文选》伴随着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传到古代朝鲜半岛.由于政治制度和文学观念的变迁,《文选》的地位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代呈现出不平衡不稳定的状态.《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     

试论新时期"人的文学"主题的回归与深化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文学再度兴起关注人、人性、人道主义,关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热潮。它的兴起绝非偶然,应该说这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回归和继续。新时期“人的文学”发端于伤痕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作家们对过去的灾难和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悲剧都是人的悲剧。因此,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弱者的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强者本质的发现。这既是文学史上“人的文学”的再次回归,又是“人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布鲁姆的焦虑与“莎式崇高”的建构

在后理论时代,文学中蕴含的情感性、对抗性、超越性等崇高价值被频繁提及,文学批评直面文学遁入困境的时代焦虑,不断呼吁审美传统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美学主张被布鲁姆概括为“莎氏崇高”(The Shakespearean Sublime),“莎式崇高”通过“自我-他者”的双重意识辩证视角揭示文学史中“当代自我”与“历史他者”的双向建构与超越,重申对审美诸要素的再分配,在经典的不断起源中安顿个体生命,进而弥合个体经验和宏大叙事的裂隙。     

莫言小说中的意识流与新时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意识流是最先来到当代文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潮流之一,它成功地参与了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实践。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出现的一颗新星,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艺术,其中特别重要的就包括意识流。莫言在他意识流笔法较为明显的作品里,将对人的意识挖掘与生命感觉连结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人”的本真感受,发现了生命感觉之于生命的意义。而这一发现恰是新时期小说对“人”的真正的发现,是新时期小说认识“人”、表现“人”的真正开始。     

古汉语中“名词 之 介词结构”的内部结构关系及语法作用

古汉语中有这样一种句式: ①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 ②天之于民厚矣。(列子·说符) 我们把这种句式中的“寡人之于国也”、“天之于民”这种格式称为“名词 之 介词结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把“寡人之于国”、“天之于民”这种格式看成一个结构体。 有人把“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这样的句子中的介词结构看成是它后面谓词的状语。他们认为,“于”这个介词,介所向之对象“国”于述语“尽心”,则“于国”就成了     

从金译《尤利西斯》看金陧等效论之于文学翻译的适用性

金隄“等效论”源自奈迭的“动态对等”,但早已脱胎换骨,成为中西翻译理论结合的典范。金陧的等效翻译理论旨在为文学翻译服务,因而对于文学翻译实践而言,具有潜在的指导价值。金译《尤利西斯》虽非尽善尽美,但其总体成功毋庸置疑。本文以金陧“等效论”指导下的金译《尤利西斯》为研究样本,从语音、语义、句法以及语篇等层面采撷的实例,论证了金陧“等效论”之于文学翻译的适用性。     

《唐且不辱使命》的文学特征

《唐且(一作“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出自《战国策·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今之标题为后人所加.《战国策》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之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以来,历代史志及书目大都归之于“史”部.其实,《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在史学上固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在文学上则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其所记之事并非“实录”,真伪参半,不可尽信;而策士之辞又多拟作、伪托,这就明显地带上了“创作”的色彩,难免为史家所诟病.然而虚构和想象正是文学的特征,“史学”意义上的黯然失色往往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增辉添彩.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那些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