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管理视域的基层维稳运行模式研究

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硬任务和第一责任.维稳首要的是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基于维稳的刚性需求,基层政府在维稳的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维稳的非理性化、目标的短期化、成本的高额化、主体的单一化等.走出维稳困境,探索新的维稳路径、构建理性的维稳运行模式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扩大维稳内涵,片面追求刚性稳定;运动式维稳模式有陷入“越维越不稳”的趋势;压力型维稳机制导致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维稳的具体工作手段局限于强力压制及经济补偿。法治的实体正义能够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法治的程序正义更有利于化解利益纠纷;法治整体运行能够筑牢稳定的基础。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机制;规范社会力量的发展。     

民权保障: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基于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分析框架

基层维稳视阈下的“民权保障”包括公民的经济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与政治权利保障.在基层维稳过程中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甚至被公权力公然侵害的发展态势,这是造成基层维稳机制无序运行的根源.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方法上的变革,核心应当是通过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而相互制约,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要保证基层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其逻辑起点应当从“保障民权”入手,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群众路线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的思考

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着多层面、多维度的挑战。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法宝,与基层维稳工作存在内在的逻辑契合。"一切为了群众"指明了基层维稳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依靠群众"指出了基层维稳工作的根本途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明确了基层维稳工作的基本方法。反观现实,个别基层工作人员群众意识淡薄、群众价值不彰、群众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不强等,制约着基层维稳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其成效。群众路线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应努力实现由"应急维稳"向"体制维稳"转变;由"刚性弹压"向"柔性疏导"转变;由"虚弱软散"向"科学坚实"转变;由"生变处置"向"前移预防"转变;由"关注现实"向"核心利益"转变。     

维稳不是改革的阻碍——重温邓小平南巡谈话

邓小平南巡谈话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累积。重温南巡谈话,改革依然是核心话题。然而,面对更为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以维稳为借口,拒绝改革、不敢改革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邓小平看来,稳定只是改革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目的;稳定必须依靠改革和发展来实现。维稳不应成为改革的阻碍,要有勇气正视目前存在的"维稳困局",正确区分并理性回应各种利益诉求,不宜对公众的利益诉求作过度政治化的解读。在新的历史阶段,要继续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不断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领域。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国维稳观的转向和制度支撑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所造成的影响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较突出的问题,面对这种态势,当下的维稳体制却没有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改进,相反,还处于压力维稳阶段.为此,我国应实现维稳观的转变,从压力维稳转向制度维稳,这就需要健全利益表达通道,扩展利益表达空间,让民众有表达利益的制度化平台,并提升制度对矛盾和冲突的容纳能力.     

创新农村基层维稳工作的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新时期下农村基层的维稳工作是地方政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农村的稳定、和谐与发展关系着中国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全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因素。本文对近年来一些地方信访工作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农村基层社会维稳的现状和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维稳工作的几点看法及对策。     

涉众型经济犯罪影响下的公安机关维稳工作

涉众型经济犯罪触及诸多方面的利益,特别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和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出现大量不稳定因素。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维稳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维稳形势复杂多变,导致目前维稳工作还存在重视不够、思路偏差、监管缺位以及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公安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应在预防机制、处警能力、危机公关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加强维稳工作。     

利益沟通视角下基层维稳新思考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我国基层社会的稳定,而稳定历来都是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通过对现实中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揭示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沟通机制的不健全。通过对沟通机制中基层政府责任缺失、民众利益表达存在问题以及沟通渠道不健全三方面的分析,详尽地阐述利益沟通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强化尽责的利益接收主体、培育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以及畅通并创新利益沟通渠道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试论完善西藏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重点及途径

本文阐述了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意义,认为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以有序参与为途径、以信息公开为基础、以协商民主为方式、以权力监督为保障,并结合西藏区情,尝试提出从培养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良好意识,建立健全利益诉求畅通机制、建立健全公众有序参与的法制建设等方面实现西藏公众有序参与到政治生活与国家治理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企业基层员工诉求的分析与维护

随着企业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员工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基层员工诉求也呈现出逐渐增多、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的态势。这些诉求不但关系着员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影响着企业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企业工会要对基层员工的诉求进行分类及心理分析;要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正确对待和处理基层员工的诉求;要注意处理好基层员工诉求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维稳"的机制设计思考

首次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我国的维稳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国的维稳机制出现了治理结果背离治理目标的逆向治理困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诱人闹大"、"逼人闹大"、"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越维越不稳"的治理怪圈.文章对这一治理怪圈的危害,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提出了扭转这种危险倾向的对策思考.从而为我国的维稳机制提供一种改进思路.     

试论双回路维稳模型

社会领域也存在某种惯性趋势,即社会趋稳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说明,一切不稳定的产生,必定是受到某种作用力的结果。而社会趋稳性与变动力量的结合,便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反作用力。这种反弹行为在实践中很容易被界定为＂不稳定因素＂。由于维稳的主客体都是人,而＂人是需求动物＂,所以,维稳的具体政策若不能够融入人的思考、理解及感情,将很难实现人际有效的沟通,进而妨碍动态稳定的实现。以组织平衡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阀理论及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的双回路维稳模型的提出,旨在强调人类需求、基本秩序以及自然法则在维稳中的关键作用。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及其应对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公众利益表达诉求渠道的不畅和机制的缺失,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与公众良好互动、政府对公众利益需求及时作出有效反应和回复、搭建制度平台,是畅通政府公众利益诉求渠道、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基于社区要素更新的基层管理方式创新研究——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

社区存在的意义与人们的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相对于社会宏大的组织格局和陌生的人际关系,社区的亲切感加速了社会生活高效有序的运行。当代的社区建设日益强调心理融合的意义,而这种深层次的要求对社区工作者和参与者来说无疑是逐渐摸索、协调甚至博弈的产物。广东省中山市围绕实现社区融合的深远目标,在社区的三大非环境性基础要素——组织、文化、人口上下大力度,将社区整体发展与广大居民利益相协调,构筑了社会基层管理的诸多新范式。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众诉求提升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制度改进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治理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公众参与的程度低、强度弱,导致环境治理绩效不佳。公众诉求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首要前提,公众诉求的实现效果直接影响着政府环境治理绩效。非均衡的博弈制度安排、软弱的法律支撑、松散非专业的公众组织导致公众诉求难以持续稳定地影响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为改变这种状态,应健全政府官员环境治理考核体系,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权利构架,消除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合谋基础,培育博爱型公众参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