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和死亡的时辰——论西南联大现代诗人与战争之题材

抗日战争,极大地开拓了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的精神视野,也提供让他们融入社会的难得的历史契机。而战争的痛苦和紊乱,带给联大现代诗人“智慧的痛苦”和“苦难的承担,”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就显得尤其重要。战争唤醒了人性,联大现代诗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性尊严和人性内涵,使他们的诗作超出当时一般战争诗人的作品。     

探究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的人格魅力

海伦·凯勒是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她集盲、聋、哑于一身，任何单独的一项残疾，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在这竞争激烈的人生舞台上，注定是失败，但是她却走向了惊人的成功。海伦·勒依靠的是她那蔑视苦难、永不低头、发奋图强和坚韧不拔的人格魅力，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智慧让她更强大。海伦·凯勒给年轻人的榜样力量更是无穷的，从她的生活中，我们明白了：面对高压的生活，更要懂得去享受它带来的乐趣，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得更好。     

叶嘉莹生命美学思想初探

叶嘉莹从中国古典诗词源于生命的“兴发感动”这一本质特征出发,建立起以诗词评赏理论为依托的生命美学思想体系。她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精髓在于传达出生命的真实感受。她的生命美学思想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提出伟大诗人在其诗词中所表现出的襟抱情怀与人格力量,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她指出,词更具有个体生命意识的特征,词中所流露的情感表现了人生命的质量差异。     

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     

生命的渴望与理想——李贺游仙诗论

追求享乐和功名,虽然可以增加生命的密度和亮度,但此二者毕竟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失去价值和意义。故唯有延长生命才是根本所在。李贺在其游仙诗中,借助于对神话的改造,建构了一个梦幻般充满诗意的天国世界,使生命克服了生的恐怖意识,超越苦难而获得快乐,超越死亡而获得长存,超越虚无而获得价值和意义,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的肯定与赞美,以及对生命的渴望与理想。     

谈思想政治工作作用机理

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和真理的力量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作用机理的三个方面高度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原理,三种力量具有互补性、互通性和同向性,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威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和独特性功能,思想政治工作者务必在发挥三种力量方面狠下功夫.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走向文化综合——论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创作

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如同九叶派诗人的诗歌一样具有一种文化统合品格,同样表现现实,但她关注的是人性的现实,是艰难世界中勇敢面对艰难的人性力量;郑敏的诗以哲理见长,其诗既依托一套完整的现代生命哲学体系,又深深地植根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从而在思想知觉化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存解读及其当代价值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但二者又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古典经济学以人的物化为前提,其现实指向是财富的增长;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对人的高度关怀,目的是进行资本主义批判。劳动是对给定存在的否定,通过劳动,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并且在劳动中,人成为历史性存在。价值是人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而用于表述价值量的劳动时间则是人生命的片段,价值就是生命,价值量就是生命的量化,因而价值具有最为崇高的意义,也只有人才配创造价值,但马克思在对价值的终极肯定中同时包含着对其绝对否定的理解。价值的生命属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尊重人,尊重劳动,重视创造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具有根本性意义。     

唐太宗德治思想及践行

唐太宗登基后倾力实践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创建了“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唐太宗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君者政源、主明臣直、己正则天下正等内容。唐太宗德治践行活动的特点是:心存百姓,沥心勤政,从谏如流,改过不吝,克己省身,公正无偏,勤学明理,戒奢从简。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及其践行活动能为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践提供借鉴。     

论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权

正确评价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和检察权,是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 题,我国的检察改革是对现行检察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坚持我国宪法对检察权性质的基本定位, 就要澄清种种模糊认识。在此基础上,按照“扩大公诉权,强化侦查监督权、民事检察监督权和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思路,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以实现健全和完善检察权的改革目标。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深入开展高校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学习方永刚先进事迹的思考

方永刚同志是激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他在进行党的创新理论教育中所表现出的人格的感召力、环境的影响力、教育的说服力、理论的创新力给人以深刻思考,对切实加强高校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各有“一方园地”：比较秦牧和丰子恺同题散文《秋》

秦牧和丰子恺的同题散文<秋>的写作方法差异很大.秦牧的是以"自然之秋"为主,引伸到对人生的感悟,丰子恺的是以"人生之秋"为主,将"自然之秋"的描写作为陪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有很大的差异,虽然他们作品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不同,却各有各的美丽,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世界上不存在万能的作家,若想有所成就,应该学会扬长避短,在适合于自己"耕耘"的"一方园地"里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论祢衡的悲剧人生

汉魏之际的祢衡以出众的文才、特行独立自主奔放的品性、蔑视权贵怪异无忌的言行,享誉士林。这一切恰恰不适宜官场的生存,而他又偏偏期望在官场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他的文学作品少而精,一篇《鹦鹉赋》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向艺术生成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们往往要求创作者必须贯彻自由的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审美道德意识生成在创作中具有特殊性,不是从外面强加给作者的,而应是创作者内在的生命自由意识向艺术的体验性生成。审美意识的体验性生成,是生命的"敞开状态",道德意识则使创作者处于生命的约束与责任担当状态。所以,从生命本身出发,就可以看到:审美与道德之关系,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生命内在力量的互相激活的关系。只要寻求生命自由意义上的审美与道德的和谐统一,艺术就能展示出感动人心的伟大力量。     

阁楼上的疯女人和古屋里的活死人—权力话语理论下的伯莎与艾米丽对比研究

基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对疯癫的理解，文章对《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活死人艾米丽·格里尔森进行了对比。伯莎和艾米丽虽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但都有着悲惨的命运。她们都是在权力话语中被边缘化、被异化的他者，是失语的一方。伯莎在夫权的权力话语中被推向了疯癫；艾米丽在多重权力话语的重压下过着活死人的生活。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伊弗雷姆·凯勃特:石头上的清教徒

伊弗雷姆·凯勃特一直被认为是奥尼尔剧作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一个坚信“在石头中看到上帝”的清教徒。本文从清教主义理念对凯勃特的影响、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凯勃特一家在农庄问题上的斗争、凯勃特畸形的农庄情愫等三个方面对凯勃特这一形象进行初步的探索 ,从而揭示《榆树下的欲望》一剧惨烈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