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藏族家族结构研究——基于卓尼藏族民间组织沙尼与汉族家族比较的视角

对于乡土社会的考察,家族的研究备受关注,目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家族的研究.本文采用个案比较的方法,尝试对甘南卓尼藏族沙尼组织与汉族家族制度进行结构的比较并分析其原因,以期扩大目前家族研究的视野,为汉族家族研究确立有益的参照.     

汉族、藏族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分析

经分析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比较汉族和藏族的人口年龄结构特点发现:汉族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正趋于老年型而藏族基本属于年轻型;藏族的劳动力总负担系数高于汉族;汉族的人口发展趋势表现为稳定型,而藏族为增长型。这些都将对汉、藏两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藏族与周边民族习惯法比较

藏民族有着独特的习惯法文化,其形成与周边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本文通过比较藏族、汉族、蒙古族、羌族、彝族等民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分析我国各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异同,研究其内在价值以为现代法治之参考.     

甘肃省汉、藏族ApoB位点遗传多态性的初步研究

用Amp-FLP分析技术对110份甘肃省汉族、93份藏族ApoB位点的等位基因进行多态性分析,建立了2个民族正常群体ApoB位点基因的遗传学参数,分析了他们在等位基因分布上的差异,并比较了他们与成都汉族之间在等位基因的数目和频率分布上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甘肃汉族与成都汉、藏族之间以及藏族与成都汉族之间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P<0.01),支持了将现代中国人分为北部类型、南部类型和藏彝走廊类型的观点.     

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研究的兴起与路径思考

20世纪90年代至今,家族文学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再度关注,但作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在该领域被关注得明显不足。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具有双重性,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充实,也是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呈现。在充分借鉴汉族家族文学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家族文学需要在材料的占有和运用、家族文学生产、与汉族家族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给予足够重视,从而凸显自身的民族特质。     

古代藏族汉地佛教史观若干问题探析

几乎所有重要的藏文佛教史都会介绍汉地佛教史或者在介绍汉地王统时加入汉地佛教的发展情况。在这些介绍中,藏族史家在史料的取舍和史实的认定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藏族史书所记载的汉地佛教史中,几乎充满了神异传奇,或者说他们比较认可汉地记载中那些充满神迹的记载;藏文史书关于早期汉地佛教史的记载,是一个内在的、较为封闭的体系;在藏族对汉族早期佛教史的记载中,《旃檀佛像记》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     

甘青地区藏族的端午节传说研究

生活在甘青地区的藏族将端午节传说中所纪念的人物进行了文化重构,从而生发出一种对民众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集体性很强的公众节日生活民俗为这一意义的生成提供了鲜活的展演场域和说教平台。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对节俗纪念人物的地方化建构虽然疏离了汉族节俗文化的本来意义,但从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更为重要的构建族群传统价值观的目的。     

白马藏族傩舞研究现状与问题

白马藏族傩舞研究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平稳发展,在新世纪呈急剧上升趋势。,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成果：一是,对白马藏族傩舞性质的界定;二是,展开细致全面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类型、表演形态、地域差异;三是,对白马藏族傩舞文化渊源的挖掘,分析它所蕴含的原始崇拜、巫术观念、宗教信仰以及族源信息、文化功能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傩文化现象的横向比较,缺乏白马藏族傩舞保护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研究方法亟需突破,田野调查仍需深入。     

清代藏族法制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目前涉及藏族法律与司法研究之状况进行分析后,对清王朝处理涉及藏族法制史的研究进行展望,提出法律适用、基本政治理念、政治与社会效果、不同区域发生民族冲突的纠纷处理原则,以及处理程序等问题的研究重点.     

舟曲藏族民歌与安多藏族民歌比较

通过文献综述和对比研究，全面梳理和比较了舟曲藏族民歌与安多藏族民歌的结构形式、类别、艺术风格以及自觉运用的程式套语和包含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探究两地民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魅力。     

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特性分析

民族地区的村落家族作为一种传统的非正式的组织力量,既有与汉族家族相同的一面,即血缘纽带是它们的生物逻辑,亲属关系是它们的社会逻辑;又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背景,而在组织形态、内部治理和文化表征上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汉代的皇族教育刍议

汉代重视皇族教育,使其得以制度化。这种皇族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汉代诸帝、诸侯王中通经术、有学术造诣者很多,不少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养。重视皇族教育对于整个社会学风的树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蒙古国时期的济南张氏

济南张氏是大蒙古国及元朝初年重要汉人世侯之一。在蒙古侵金过程中,保一方平安。在蒙古灭金之役中,也尽量保全百姓性命。张荣、张宏祖孙对蒙廷甚为忠诚,出色完成蒙廷规定的六项义务。济南张氏与其它典型的汉人世侯有同样的政府建制与军队建制。张氏在济南恢复封建经济、重建封建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政绩,值得肯定。忽必烈罢黜世侯后,济南张氏逐渐式微。     

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 ,宗族已从组织退变为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宗族瓦解 ,个体家庭作用上升     

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以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余姚虞氏宗族研究史述评

有关汉唐间余姚虞氏演进史的既有研究成果,非但良莠不齐,而且都未能准确地勾勒并剖析该宗族在汉唐之际的盛衰轨迹及其族势升降的内因外缘,更缺乏对其宗族文化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梳理,因而有必要在广泛收集并认真审核传世史料的基础上详加研讨。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而起的王朝 ,在许多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开辟、创新之功。本文主要利用正史资料 ,讨论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方式问题 ,并就其特点和产生原因作了简单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