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诱惑侦查这种特殊秘密侦查方式的合法地位,使其运行有法可依,并受到一定的程序规制。但是立法中概括、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彻底解决诱惑侦查活动细则缺失、无有效监督机制制约的无序化状态。文章针对诱惑侦查的立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立法经验,探讨了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从秘密侦查制度切入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技术侦查”法律解释若干问题评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然而法典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亦存在立法疏漏。为使立法得以贯彻实行,法律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问题丛生,就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点带面,揭示整个刑事诉讼法揭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     

“技术侦查”法律解释若干问题评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然而法典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亦存在立法疏漏。为使立法得以贯彻实行,法律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问题丛生,就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点带面,揭示整个刑事诉讼法揭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     

我国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秘密侦查不同于技术侦查,其含义广于后者。秘密侦查完全隐蔽化的做法是不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通例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均在其本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秘密侦查。根据我国签署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也应当将秘密侦查法制化。对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规制,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色,应当由检察官来决定比较适宜。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基于理性的立场,借鉴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诱惑侦查不能因为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而被完全禁止或完全放任,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我国对区块链立法规制的沿袭、突破与展开

随着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的转型,区块链技术进入了规模应用阶段,对区块链进行立法规制成为法律体系新一轮更新的重点。对区块链的规制可分为区块链关联法与区块链专门法两部分。一方面,这一规制延续了既有网络法体系,体现为既有法律框架中各部门法通过个案形成对区块链进行规制的个别法律规范,新的区块链专门立法受既有网络法上位规范和立法原则的约束。另一方面,区块链可以保障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辅助法律实施,其应用中潜在的多重风险与挑战决定了相关立法规制必然要突破既有法律框架。区块链立法规制中尤为典型地体现出网络法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两种进路具体展开,对应于哈特所分类的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     

论侦查行为的实施原则

侦查行为就其固有性质而言,不可避免的会对个人的人身自由或其他人权造成一定程度的侵害,法律必须对侦查行为的实施进行必要的规制。当前世界各国立法也普遍要求侦查机关在实施侦查行为时必须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本文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立法,指出侦查行为应坚持任意侦查原则、比例原则、合法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和效率原则。     

诱惑侦查刍议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进行立法确认,但在实践中却被广泛运用,其存在和运用引发了颇多的争议。诱惑侦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使用应当审慎,应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促使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的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收购作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受到各国法律和政策的肯定与鼓励。收购市场的活跃引发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激烈。但是,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律规制方面的立法相对粗略,理论研究也不够系统和深入,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论述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律规制的重大意义,明确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律规制的重点,从而提出适合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反收购措施。      

浅论刑事诱惑侦查的立法构建

近年来,诱惑侦查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但在立法层面上却仍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它的实施正当性问题也普遍受到质疑.虽然诱惑侦查表现出了司法权利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制约,但它对特殊案件的侦查确实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有必要遵循国际通行做法,尽快在立法层面上对诱惑侦查行为的实施作出立法规制,以促进侦查法治化,并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这二者之间的冲突.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 ,对侦破刑事案件有着特殊的作用 ,但理论界对其合法性存在争议。我们可以将诱惑侦查分成两大基本类型 ,犯意诱惑型诱惑侦查应明确禁止使用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有其合理性、且不违法律原则与精神 ,但应通过立法方式对其目的、原则、范围、对象、条件、程序等作出相应的规制 ,从而使诱惑侦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区块链技术下ICO行为的风险研判及刑法规制

作为区块链技术的载体和应用产物,ICO在发挥现代商业拉动经济模式转变的同时也滋生许多新型违法犯罪活动。传统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采取“一刀切”式的限制立场,这将导致传统刑法理论和法条规则与新型网络信息技术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传统刑法的理论和立法在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ICO行为法律属性的解读、ICO与其他犯罪行为的分界等方面都未加以明确。中国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的刑法创新规制宜进一步突出对“募集对象”的规制路径;以非法经营罪作为刑法规制ICO行为的兜底条款;并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分别进行刑法认定,以完善ICO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     

论和谐侦查之法律话语

法治国家,法律具有无上权威,侦查也必受其规制.侦查具有动态性和冲突性,其法律尤其需要体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人"包括警察、当事人和社会大众,"本"包括基本权利和特定权利."为本"则应该构建并完善侦查相关法律的自生机制,并重塑其现实内容:警察的合理自由裁量权,当事人充分的救济途径和社会大众相应的知情权.     

完善我国电子监听的法律规范

电子监听作为一种技术侦查措施,在犯罪行为日渐组织化、智能化、隐密化的当代,已为世界各国侦查机关广泛应用.由于电子监听措施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技术性等特征,极易侵犯监听对象的通讯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各国均通过立法对电子监听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而我国有关电子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旨在构建我国的电子监听法律体系,在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权益之间寻求最佳的契合点.     

论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

在毒品案件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被大量使用,我国立法应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加强对其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诱惑侦查主体、适用范围、侦查对象选定、特情的建立和选派、立案及诱惑行为强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     

构建刑事侦查中线人的保护机制

线人是秘密侦查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侦查措施。线人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刑事侦查中恰当地使用线人,对提高破案率和侦查效益极为有利,但我国线人制度的立法十分缺乏,实践操作中也很不规范,存在诸多问题。国外有比较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考察其立法状况,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规范构建我国的线人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特许经营法律规制初探

入世后为了促进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我们急需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应结合欧盟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 ,并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特许经营应纳入我国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畴 ;通过制定特许经营条例或实施细则完成特许经营的政府规制 ;采取政府推进模式促进特许经营的发展     

外资证券投资的法律规制——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反思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有关外资证券投资的相关法律规制还很不成熟,立法、执法、司法中都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以＂提高警惕,区别对待＂为原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执法措施,加大司法惩治力度,提升证券市场的监控技术,从而利用好涌入的境外资本,把握历史机遇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成长,进而保障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论纲

现代债务催收行业已经成为金融产业链条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囿于行业自治和法律治理的滞后,中国债务催收行业正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催收行为乱象的规范,各类主体权益的保障,行业竞争秩序的优化以及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均对推动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的专门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债务催收行业专门立法必须坚持“利益平衡”的基本理念,并遵循合法、公平及诚信等三项基本原则。具体在规制模式方面,兼具“行业”与“行为”规制的混合规制模式是较为契合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发展实际的立法选择;在立法的结构与内容方面,则应依循“总则”与“分则”的框架结构,在加强法律规范设计的针对性与可执行性的同时,还需注重各部分内容之间的体系性与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