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并尝试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完成政治创制,政制创新进程随着共和国政权的旁落而夭折。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反思,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有效创制所需行动资源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加之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旧制度突然崩塌以后的近代中国完成填补权威真空和制度真空的历史使命。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与地方政制变化

<正>武昌起义的胜利及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从武昌起义时期颁发的《鄂州约法》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规,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公民有参政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法则。从理论上说,在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已无可置辩地以宪法形式确认为国家的政体。封建专制的统治方式已被抛弃。武昌起义后清朝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崩溃。如何构建一个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地方政制就摆在革命派面前,舆论界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     

廖仲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

在孙中山领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廖仲恺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及国民革命,努力追求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毕生为中国的民主共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中山的“共和”政制构想及其特征

孙中山"共和"政治思想与"共和"政治制度构想呈现出不变与变的疏离,围绕反对专制、重视民权展开其"共和"言论,而"共和"影响下的政制构想和设计则甚为多变。孙中山的"共和"政制构想历经美国联邦制共和政体,到法国内阁制共和政体,以及后来强调瑞士、美国等地直接民权,甚至在联俄联共后,承认俄国政治的共和性质。同时,孙中山也积极地探寻、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政制,运用"五权宪法"、"三民主义"进行国家建设。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主共和与国家建设中的价值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价值重构.民主共和理念开始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一系列适应当地实际的方针、政策与措施.而在其中,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构成了有效推进民主共和的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以及促成多民族国家优化治理的重要因素.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和清朝的建立与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军入关,以惨无人道的留辫运动建立了在全国的绝对权威,进一步使中国专制社会传统的泛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广泛传播.反清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辫子问题"成了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民初涉及全国的剪辫风暴,则成了辛亥革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追求个性解放、推进民主共和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和清廷的留辫运动相比,民初剪辫风暴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这反映了历史的一大进步.     

天津教育界的辛亥革命民主活动

天津是辛亥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在教育界涌现出"伸国权,保商利"、"立宪请愿"的热血青年,造就了宣传辛亥革命、发动武装起义的民主革命志士。他们当中以张相文、白雅雨、李大钊等人为代表,表现了中国知识阶层为建立民主共和上下奔走的民主热情,和不怕流血的牺牲精神。挖掘整理他们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丰富北方地区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展现教育界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政制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与本质

对于封建专制传统积淀深厚、国家规模超大、现代化进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当代中国来说,建设和发展以民主、法治、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任务甚为艰巨。其中,政制发展是核心和关键。政制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现实诉求和动力源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就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在理性渐进的政制改革中探索和开辟前进的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充分发挥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辛亥革命启示——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统战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     

“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作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上的一种概念突围,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论为现代秩序重构开辟出了一个本源性的理论再生视野。民主理念代表的公共精神被视作儒家天理意义上的现代秩序构造性原则。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反思性资源来审视此种政道论的思想价值与理论缺陷,而由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再提炼与开拓也需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共和宪制视野中寻找新机。     

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宪法实施

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转型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共同要求聚焦宪法实施。需要实施的宪法是具体的现行“八二宪法”,这是一部结构大体优良的共和宪法,其实施与演进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其生命力和可欲性。宪法实施需要克制革命激进主义倾向,守护宪法根本精神与结构,张扬其中的共和政治理性与公民价值内涵,从宪法权威、制度机制、可诉性路径、人大制度基础和公民参与诸方面切入,赋予其更强的自我维护能力和限制权力、保护权利的宪制功能。     

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是与非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有人指责它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而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有人指责它"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但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社会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一场大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所以,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变革而不致力于政治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从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入手,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近几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一种新的批评:文化决定论。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都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并不忽视制度建设。他们的思想文化变革正是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服务的。     

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试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

当代政治哲学中出现的共和主义复兴既有深刻的背景,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复兴趋势,这种复兴不但使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这一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在张力所激发的基本辩论重趋活跃,而且是我们把握西方历史传统的自我理解问题和政治哲学发展方向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政治思想史、美国宪法学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谱系,并从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两个层次揭示了当代共和主义在理论探索和制度构建上的贡献和局限。文章的最后还将就共和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含义作简要评论。     

反复辟的战斗檄文——读《秦政记》《秦献记》

《秦政记》、《秦献记》,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中写出的反复辟战斗檄文。今天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读这两篇文章,更能感到它强烈的尊法反儒的战斗气息。 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