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反贫困：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方向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专项救助相配套、应急求助、社会互助为补充的综合性、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参与式规划逐步得到重视。未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复杂,并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为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状况,应在继续完善现有相关反贫困措施的基础上,认真吸取农村参与式扶贫的经验,重视参与式规划的作用,走参与式反贫困的道路。     

加强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测算城市贫困标准、进行贫困描述及监督并评价城市扶贫政策与措施。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逐步确立包括组织制度、经费制度、运作制度和信息制度等在内的贫困监测的整体制度 ,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乃至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群体脱困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的影响,城市贫困群体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笔者认为,做好城市贫困群体的脱困工作,必须在完善城市扶贫政策,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实现社会良性流动;提高自我脱贫能力,防止城市贫困“代际传递”;建立扶贫检测体系,强化就业安置力度方面下工夫。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能力扶贫:农村财政扶贫政策新视角

贫困的本质是能力贫困,而不是收入贫困,我国以收入扶贫为目标定位的农村财政扶贫政策并不能使农村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农村财政扶贫政策应从单纯的收入扶贫转向能力扶贫,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城市扶贫与可持续生计

本文以缓解城市贫困为目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城市扶贫”和“可持续生计”。围绕这两个概念,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一是承认“非正规就业”的积极作用,二是依托社区组织做好贫困人士的工作,三是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发展贫困人士的可持续生计,四是创办创业中心帮助贫困人士创办小企业。最后的结论是:建立一个以社区为依托的城市扶贫和发展可持续生计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是城市反贫困取得根本胜利的关键。     

就业激励和援助:贫困救助制度演进和优化的基本取向

就业援助和激励是政府对弱势群体就业实行专项援助和激发鼓励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安排.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就业历来是贫困救助的基本方案;引入和推进工作福利制是当代贫困救助制度体系改革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贫困救助制度体系中,因就业激励和援助制度缺失,有劳动能力者依靠生活救助的现象突出.面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建立就业援助制度,建立生存保障与就业激励有效衔接机制,为其劳动就业给予必要的手段、机会和能力性援助,应是我国贫困救助制度优化的基本取向.     

扶贫管理:来自战略、组织与资金维度的问题与创新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与治理贫困的视角和思路也必然是系统而多元的.如何优化扶贫管理、提高扶贫绩效,从扶贫的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的扶贫架构和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细化扶贫客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制;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建立科学的扶贫效绩评价体系,推行财政扶贫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西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困境、思路与对策——基于甘肃的实证研究

文章试图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选择具有西部地区典型特征的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以解决西部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通过建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方法逐步解决西部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为实现与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衔接作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准备.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政策缺陷及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制度的转型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从城市贫困的界定出发,进而探讨了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及走向。     

全面小康视角下的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贫困问题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因此 ,社会和政府应对城市贫困问题予以高度关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就业支持政策和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等。     

城市体制外贫困社群的生产与再生产

体制外贫困社群是一个尚未进入政府视野的、正式的统计和扶贫政策不覆盖的但已经客观存在的城市贫困群体。深刻的权利贫困是他们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权利贫困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体制外生存的方式以维持极低的生存底线;权利贫困又衍生出一种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成为贫困持续化的根源。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贫困问题的政策建议

城市低收入人群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瓶颈所在。中国应当逐步建立全面、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通过制度措施与非制度安排，改善城市低收入人群生存状况。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安全度。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被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严重,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质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全面小康视角下的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贫困问题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因此,社会和政府应对贫困问题予以高度关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就业支持政策和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