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意识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追求

本文从"叛出男门"、"拒绝婚姻"、"挑战贞操"几方面考察了现代女作家在其创作中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艺术表现和张扬,并结合作品实际分析论证了自我主体意识的恢复和建立对于女性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摆脱性别压抑走向自我解放所具有的价值意义.     

试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基础上,经历了女性自我性别认同与超越性别的成长过程。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中,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失者与被动的参与者,承受着男权制这种传统的钳制。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为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与责任感所占有、掩盖,被封建的文化伦理所异化,女性与女性文学长期被湮没,少数民族女性话语以写作的形式更为弱化。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多年狭隘的创作模式和第一次大的转型的内在动因是女性意识的蒙昧与觉醒,女性作家文化身份与主体位置出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滑动与漂移。梳理和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更好地把握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宁肯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男性作家,宁肯小说以“超性别”的视角,对两性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与思考,展现了各种形式的性革命给婚姻制度带来的冲击以及当代社会两性关系的多样化发展态势。从传统婚姻对女性的桎梏,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强行侵占,女性对男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之反抗,具有探索性质的“拜访式同居”,对最本质的两性关系的追寻,到对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的探索,宁肯写出了变动中的两性关系,几乎囊括了当代社会各种两性关系模式,展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两性关系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其中,宁肯既自觉地克服了男权意识,超越了性别壁垒,又在文本中努力践行他的性别观。     

逃离与回归:对《人生》中男权意识的批评

本文站在女性立场上重读《人生》,试图通过对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情爱观和作家性别主体位置与他笔下人物的关系的研究,来剖析强大的男权文化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制约.     

《好逑传》中女性意识之解读

《好逑传》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为名教中人所作，这部曾深受歌德、席勒等大文豪青睐的作品，以水冰心与铁中玉的婚恋故事为主线，塑造了水冰心、桃枝、韩湘弦、水香姑等几个性格鲜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以“他者”身份生存于男权世界的夹缝中，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意识非常值得关注。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女性性别意识、主体意识及婚恋自由意识等角度深入挖掘《好逑传》中女性人物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觉醒，对正确把握《好逑传》的思想内涵，客观评价这部作品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毕飞字女性意识小说文本特点浅探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意识,从题材的选择、书写方式、男女形象的塑造探析了毕飞宇关于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特点,可见,由于作家身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作家书写的女性意识所采用的话语模式,是一套纯粹的男权话语模式.作家描述的男女关系模式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依然是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重要与次要的模式.他的书写显得那么保守和顽固,对女性的压抑、禁锢是他在维护男权中心文化道路上不得不走的一步.     

身体的隐喻——对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解读

文学文本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建构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体、欲望的觉醒具有反抗男权、颠覆既有的性别秩序的意义。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独特、鲜明的女性视角，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文本所具有的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和颠覆性质。     

“家里的天使”——《傲慢与偏见》的女性主义解读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代表作,作品描述了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日常生活,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柔弱气质、他者角色和依附地位;再现了当时中产阶级女性的从属生活以及简.奥斯汀希望女性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建立双重性别角色,获得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女性觉醒意识。     

男权文化铁蹄下的失语者——《菊香》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有天然的联系。贬低女性和贬低自然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劳伦斯的《菊香》是一部具有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在小说中,劳伦斯揭示了自然与女性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批判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异化。同时,揭露了代表文明势力的男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漠视,表达了他对女性自我意识崛起的美好期待。     

《阿诗玛》女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体意识

［摘要］《阿诗玛》是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之一,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女子的作品。本文从性别视角切入,通过分析作品中人物阿诗玛的情感、生存体验及其在男权社会中遭遇的生存危机,探讨这部作品中彝族女性主体意识的体现。彝族人民塑造的阿诗玛角色让读者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彝族女性和彝族传统文化,审视世界和人生,表达了彝族人民解放彝族女性、发展彝族女性自我意识,构建一个彝族男女两性完全平等、和谐生存的理想社会。     

莎士比亚喜剧中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解构

针对男性霸权压迫下女性沦为边缘地位的"他者"现状,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人文主义关照。研究发现: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重新诠释突破了父权话语机制下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和歧视。其书写的女性跃于文本中心主体位置,她们独立自主,质疑并挑战男权,彰显了鲜明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和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追求。同时,强大的男性霸权又牢牢桎梏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使女性难以真正走出父权的阴影,体现出莎翁对女性恶劣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女人 自然 和谐——《我亲人的殿堂》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美国当代文坛杰出非裔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非常关注族裔语境下黑人女性生存状态,非常关注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以及这种歧视对黑人妇女的影响。沃克对生态危机也表现出极大忧虑和担心,在她近期的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意识逐渐成为她的创作核心。小说《我亲人的殿堂》描写了女性和自然在父权社会统治下所受到的遭遇,同时表达了沃克对人与自然、男女两性之间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作。     

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吸纳

通过对卡夫卡复杂的生存环境的论述,分析了卡夫卡接受中国文化的潜在动因,以其书信、日记和谈话以及创作中所显现的中国文化等内容分析了卡夫卡中国情结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卡夫卡生平的透视和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吸纳,以及中国文化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卡夫卡《日记》及其“文学空间”

卡夫卡的《日记》是进入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这与卡夫卡日记独特的综合形态密切相关。卡夫卡的日记具有＂元日记＂和＂前日记＂的特点,其＂日记意识＂与他的自我理解及对文学的理解不可分割。作为卡夫卡文学的＂梯子＂及＂地面和墙壁＂,日记与他的文学构成了不确定的二元关系。《日记》也可以看做一个＂大而完整的故事＂,在这一作品中卡夫卡对他的生活与文学的深层时空结构进行了揭示。     

卡夫卡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艺术品,他以他的人格和作品同时影响着中国当代作家,以致于许多作家将他视为知音.他为中国作家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更新了一批作家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意识.卡夫卡的独立特行并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轰动效应,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阿特伍德的小说体现了女性的身体政治这一微观的性别政治: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女性身体是父权制凝视、铭刻与规训的被动客体。但女性身体并非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那样表现为纯粹内在性和肉体性,并非沉默的,卑贱的。女性常借助无声而有力的身体来抵抗父权制权力。女性身体的觉醒和抗争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论卡夫卡的文学传统——以《变形记》为典型个案

任何一种创造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智性掘进,被视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卡夫卡,其作品中巧妙的意象构思,独异的框架结构,仍有前人留下的痕迹.他富于创造性的地方是把前人作品中潜在的趋向明晰化,拓展出一片新的文学天空。卡夫卡的《变形记》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的影响,而真正的影响是一种创造,卡夫卡跟随前辈文学大师,走出了完全只属于他自己的创作道路。     

携带着未来的女性历史缔造——21世纪海内外华文女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转型研究

21世纪以来,海内外华文女作家中长篇小说创作不约而同地转型,即从现实批判转向历史缔造。体现了女性写作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向家国意识、人类意识的观念转型,从女性血缘、情感史,向人类心灵、经验史的思维转型。这种立足现实指向未来的历史叙事,其意义在于能够构成人类多重生存时空＂共时性＂的经验,使现实具有纵深性与延续性的双向延展,进而进入到从女性的生存现状、精神形态到探寻个体灵魂真相的深度书写。这是海内外华文女性文学创造性意识的新品质,标志着海内外华文女作家不仅以女性个体生命体验批判男权文化伦理观念,进而且以超越自我性别的姿态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确立华文女性文学的位置,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     

守望与漂流——卡夫卡“毁稿遗嘱”论

卡夫卡的"毁稿遗嘱"及其围绕它所展开的"诉讼"似乎给人一种错觉作为一个视文学为自己生命形式的作家,他一点都不关心甚至不求自己作品的面世.事实真是如此吗?他与布罗德的友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都否定了自己的哪些作品?从"形而下"的角度,阻碍他发表作品的原因到底有哪些?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