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隆中对》战略中的一着失棋

<隆中对>是诸葛亮为刘备恢复汉室谋划天下的战略总决策,其核心是跨有荆、益二州,鼎立而三,待天下有变,则分兵两路,从宛、洛和秦川北定中原.但兵出秦川未能将汉中列入进兵基地战略的高度,因而在刘备事业进程中未能及早占有汉中,又过分重视荆州,所以失荆州之后蜀汉集团没有及时地调整战略,反而是孤注一掷与吴交兵,结果造成了夷陵之战的更大惨败.至此诸葛亮才迫不得已实施法正"蚕食雍、凉,广拓境土"的兵出陇右战略,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客观地暴露出<隆中对>战略决策中的一着失棋.     

《隆中对》与夷陵之战

蜀、吴夷陵之战,是三国形成中的三大战役之一。假如说官渡之战决定了北方的统一,赤壁之战形成了南北的对峙,那么夷陵之战就是最后形成了天下三分的形势。这次战争也是我国战史上的一次名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曾提到过这次战争。因此,无论就历史影响或战略指挥的角度说,夷陵之战都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想集中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次战争的发生,从蜀、吴双方政略方针看其原因何在?人们向来以为《隆中对》完美无缺,猇亭之败同它无关,是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劝阻、感情用事、“忿     

孟达事件与诸葛亮治蜀

蜀汉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刘备处理政权内部新旧矛盾缺乏策略,致使孟达降魏,其后孟达又在建兴年间归蜀不成而被司马懿所诛,三国史上关于孟达的这两个看似孤立的事件,却无处没有诸葛亮的身影。诸葛亮在调和蜀汉政权内部的新旧矛盾时采取平衡的原则,在孟达降魏叛魏的问题上,诸葛亮洞察局势,及时调整策略,从最初的策反孟达,到后来决心除掉孟达,深刻表现出了诸葛亮治蜀政策的深谋远虑。     

诸葛亮躬耕地浅说

诸葛亮躬耕地向来有南阳、襄阳两说。持襄阳说者的主要理由是:历代文献均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于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属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宛县为曹操势力范围,如果诸葛亮隐居于此,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占领区自投网罗。历史文献证明,三国时隆中不归南阳管辖,而诸葛亮躬耕之地亦非曹操占领区。且刘备屯兵博望,要短期内三顾草庐,路程必然不远,这只能是南阳而非襄阳。     

见贤思齐 惺惺相惜——略谈李光地对诸葛亮的评注

诸葛亮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理学出身的政治家李光地对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军事和人才等思想尊崇有加。在李光地看来,诸葛亮＂八面打开,光明洞达＂,具有近乎完美的人格;政治上,诸葛亮具有＂王佐之才,而明于治＂;军事上,诸葛亮是＂以仁为胜＂、＂恩信服人＂治军的楷模;李光地还对诸葛亮＂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之术十分赞赏。透视李光地对诸葛亮的评注,可以看出李光地＂见贤思齐＂、＂惺惺相惜＂的情感是他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理想的表现。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时间的再认识

<正> 关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时间,目前有二说:其一,赤壁之战结束,三分局面即基本形成,因而赤壁之战是一次决定性战役,是它决定了鼎立局面的形成.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传统的观点.其二,三分局面形成于夷陵之战,因为夷陵之战后,东西均势才告形成,孙、     

郝浴与诸葛亮

郝浴是清代前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志向高远,以诸葛亮为人生楷模,不仅推崇、羡慕诸葛亮之才,赞美其人格精神,而且对他的丰功伟绩作了公允、客观的评价,并且对其壮志未酬的人生结局给予深切的同情与感叹。     

论诸葛亮的战略思想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隆中对》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战略之作。《隆中对》系统地为刘备政治集团谋划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战略构想，是刘备集团的政治、军事路线和立国之策。诸葛亮提出的兴汉成霸的战略目标，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以及“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为刘备集团的发展壮大、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作用。但对荆州问题的估计不足是诸葛亮战略思想的重大缺陷，最终深刻影响了战略目标的实现。     

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

对诸葛亮“择主”的标准 ,传统观念认为是“兴汉续统”云云 ,从历史事实看 ,实非如此。诸葛亮出山 ,投奔刘备 ,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 ;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 ,“兴复汉室”。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 ,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故诸葛亮不惜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诸葛亮又运用巧妙的权术 ,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诸葛亮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魏延被杀的性格因素探析

蜀汉大将魏延出生入死 ,东征西战 ,最终却被杨仪所斩。魏延的悲剧是其“矜高”的性格 ,与杨仪“狷狭”的性格、诸葛亮“谨慎”的性格相互冲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假使魏延与蔺相如同朝 ,其悲剧应该能够避免。     

论诸葛亮形象的伟儒倾向

诸葛亮高风亮节、忠贞不贰,为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所尊崇,尤其在唐宋时期,更是笼罩了浓厚的儒家色彩,成为封建社会着力标榜的圣贤宗师。诸葛亮具有的传统美德是其备受青睐的原因之一,而特定历史背景下各阶层不同心理需要的满足和历代倡导的"宗本之心"是促使诸葛亮原始形象不断趋于伟儒倾向的重要因素。     

古邓国、邓县的地望与诸葛亮躬耕地

诸葛亮躬耕地主要存在南阳、襄阳两说,古邓国、邓县的地望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问题缘起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之语。根据先秦、两汉文献记载,古邓国在今南阳境内;汉代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邓县在汉水之北,属南阳郡,习氏之说有违史实。襄阳说其他材料皆系转抄习凿齿所记。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不容怀疑,至于具体地点,有待进一步挖掘新材料。     

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诸葛亮和吴用的同中之异是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经典小说创作本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层面,诸葛亮是救民为国,一以贯之;吴用是由“图个一世快活”到“扶国安民”,又回归到追求“快活”。在智慧才能层面,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吴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在人生悲剧结局层面,诸葛亮是命运悲剧,吴用则是性格悲剧。由两个典型形象的比较拓展至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而《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     

诸葛亮躬耕地论考

目前学界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主要有襄樊隆中说、南阳宛县(卧龙岗)说、南阳但未必卧龙岗说、襄樊但未必隆中说四种。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诸葛玄南下依附刘表和刘备三顾茅庐以及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自述,可以看出,刘表不可能将与自己关系一般的诸葛玄安排在襄阳,诸葛亮躬耕地应当在今南阳地区,并极有可能在新野或邓州境内。襄阳是诸葛亮的重要活动地而非躬耕地,隆中说为后人附会。     

刘璋失益州新论

东汉末年 ,刘璋割据足以偏安一隅的益州。诸葛亮为了谋取、治理益州 ,极力贬低刘璋 ,遂使刘璋在历史上成为有名的“昏庸”之主。其实 ,刘璋保守益州诚然拙于“人谋” ,导致益州被刘备夺取 ,但他治理益州有一定的“人本”思想 ,有较好的政绩 ,益州军民对刘璋总体上是支持的。诸葛亮等人对刘璋的评价有失公允     

“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观点简介

“诸葛大名垂宇宙”,从元代以来,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躬耕于何地就存在着襄阳(今湖北襄樊)与南阳(今河南南阳)之争。1989年邮电部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学术界围绕其中“三顾茅庐”、“隆中对”两枚邮票,对于诸葛亮究竟是在襄阳还是在南阳躬耕的论争再度激烈。最近,在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专题讨了“诸葛亮躬耕地”问题。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论《后出师表》应系诸葛亮所作

对于《后出师表》 ,自清朝以来有部分史学家认为其风格与语调都与前表有较大差异 ,所以不是诸葛亮所作 ,而是他人伪作。笔者对其内容及产生背景进行了研究分析 ,并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参考前辈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 ,认为《后表》确为诸葛亮所作     

诸葛亮与魏延的悲剧——《三国演义》谈片

诸葛亮素被誉为聪明智慧的典型,但他在运筹帷幄与用人方面,都有一些较大的失误。魏延这样一个蜀汉功臣就因为被认为“脑后有反骨”而被歧视以致迫害致死。诸葛亮不能辞其咎。诸葛亮有意挑拨魏延与杨仪的矛盾,促其火并,破坏了蜀汉军队的团结,减弱了蜀汉抗击曹魏的力量,使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陷入空前危机。这不仅是魏延的悲剧,也是诸葛亮的悲剧。《三国演义》将魏作为反面角色描写,这是不公正的。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为了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