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路径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 ,路径依赖的不同致使制度创新的绩效呈现较大的地区差距。农业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和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制约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并在一定的路径依赖过程中不断强化 ,应注重区位势能开发理论的研究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转轨期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区域均衡效应

政府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多重目标:实现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矫正外溢性及其他经济政治目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追求的是区域间财政能力或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虽然在实现纵向平衡方面有明显成就,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区域间财政能力的均衡,但总体而言,从设计到实施,在矫正区域间的横向均衡方面缺乏成效,没能有效地控制区域间财政能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进一步发挥其区域均衡效应,必须进行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和创新。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基于不同收入来源的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加大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一定程序上制约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发现,由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的呈现城市偏向,导致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分配环节影响不同收入来源,城乡收入差距则不断扩大。实证检验同样发现,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不同收入来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存在区域差异性,结论与理论分析以及中国现实相符。我们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从体制变革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两个层面来考量,一是通过制度变革来重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财政资源,二是通过供给制度的创新,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地方财政运行：区域差异与应对之策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运行状况区域差异特征明显,突出表现在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财政收支缺口与财政自给率等方面,进而直接导致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差异。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区域间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间财政相对均衡,进而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推行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确保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日益突出,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与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制度变迁速度、程度不同。指出要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变迁进程。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综述——基于空间集聚与空间溢出的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FDI在中国的区域分布十分不平衡。除了一般的社会经济因素,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等空间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这将有助于促进地方吸引FDI以及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实施法律问题研究——以《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为例

由于中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存在着梯度差距,为克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市场主体自发趋利性难以自我克服的缺陷,政府通过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来引导包括政府和企业等主体的行为选择,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正义价值理念。但具有浓厚宏观调控政策倾向的区域发展规划如何转化为有效约束区域经济合作各方主体行为的规则成为关键问题,虽然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前设性解释,但其实践中的具体实施路径与策略却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学理概括。本文在实地调访及广泛收集社会调研材料的基础上,围绕《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文本在中央、甘肃省、天水市的逐级解读和实践展开,从“行动中的法”的视角,考察了区域经济法律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实施路径与策略,以期为区域经济法的理解和制度构建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尝试。     

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创新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良性耦合．地方政府的创新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分析目前行之有效的地方政府创新的做法,对地方政府在观念、制度和技术创新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探索。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论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重要动因——地方政府效用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中体现差异性。     

中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经济分析

一、中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经济背景分析(一)内需不足阻碍经济发展,而国债拉动内需潜力有限自1998年以来,为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抑制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加深,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发行国债,以带动投资回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发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关系探析

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人”假设中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稀缺性和利益性，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天生就构成一种联盟关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三者博弈关系中，中央政府在政策贯彻的执行力度上的强硬程度，影响着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联盟关系的“牢固”与否。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并非是天然的联盟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占据主动权，在不同因素作用下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稳定的关系。     

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行为逻辑分析

改革后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同级地方政府、微观主体,这三者之间实质上都是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最具有交集的理性变量就是辖区GDP的增长。在地方政府竞争态势下,地方政府会追求更高的GDP增长,其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手段在于选择性的产权保护。当然,地方政府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可能会损害中央政府在全国的整体利益,也可能会危害辖区居民和企业的公共利益。而要改变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所带来的弊端,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地矫正。     

论中国地方政府横向间府际合作“囚徒困境”及其消解

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促进了地方政府间府际合作水平,使地方政府间关系从＂零和博弈＂趋于＂合作博弈＂。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成为当前治理变革的趋势。从多维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间府际合作的＂囚徒困境＂,在多视角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多角度提出困境的消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