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的西湖诗文及其内涵分析

受明清西湖文化热潮东传以及万历壬辰年浙兵入朝抗倭的影响,朝鲜文人创作了大量西湖诗文,其内涵不仅限于对名胜的赞咏,还包含着对明清易代的感慨。由于交往限制,朝鲜文人鲜有游历中国江南的机会,始终停留在纸上西湖的认知状态,为了弥补不能身临其境的遗憾,他们将西湖典故及内涵转移至本国景物,从而营造出一番异域西湖文化景象。     

论朝鲜文人笔下的“黄金台”意象

“黄金台”的典故常常出现在中国文人表达“怀才不遇”与渴望“招贤纳才”的诗句中.由于朝鲜文人对“黄金台”意象的接受,他们在诗歌中谈及人才问题时,对“黄金台”典故的运用与中国是相通的.但是在明亡清兴之后,随着东亚政治格局的改变,朝鲜士人“思明反清”心态的形成,“黄金台”被适时地赋予了“思明反清”的新内涵,朝鲜文人对“黄金台”典故固有意象的这种“篡改”,体现了他们对明清关系的认知.     

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

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在《汉唐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一文中,对山西前期的文人分布及其原因做了些探讨,指出一个地区文人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受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且不同的地理条件对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或阻滞表现出来的,进而总结出汉唐时期山西文化发展之特点。在此篇中我们将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山西文人进行考察。     

论元代太湖流域成为绘画中心的原因

元朝建立后,江南的太湖流域迅速恢复生产,成为文人向往的乐土。经济的发展为文人提供了生活上的保证与交通的便利,文化的兴盛、富绅的赞助及杰出文人的个人魅力吸引着大批文人前来,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令他们能够自由抒发情性。太湖流域由此成为全国绘画的中心,中国文人画也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一发展趋势对明清画坛亦有肇始之功。     

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

地缘结构是建立在地缘关系要素之上的,既具有时代共性又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的功能有机体.作为东南中国核心的江南,本来是历代文人学者不断理想化的时空界限变动不定的历史文化区域,至明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兴起并渡海来华,东南中国与西北申国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江南区域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江南地缘结构开始发生近代转型,形成文化江南的内涵和外延,是今天划分近代江南历史地理范围的基本依据.江南范围有大(文化江南)、中(经济江南)和小(核心江南)三说,实为江南区域之一体三相.《禹贡》及《汉书·地理志》所说江南“三江”“五湖”水系,包括现在苏南、皖南、浙江和上海,皆属古代三江流域和近代江南区域,统称“三江江南”.     

常州园林的文心与傲骨

江南文人园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一种建筑形式，这些园林在打山理水中往往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人生旨趣。常州作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城市，在明清两代也曾造园成风，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园林已经颓圮，但现存的园林不仅有着文人园林的共性，而且在其变迁过程中也体现了常州文人独特的文心与傲骨。文章通过对常州市区现存文人园林的变迁过程、主人故事、相关文化作品中的记录，寻找常州园林体现出的常州文人的文化特质，探索常州人的文化精神。     

从意象到自然——沈行工访谈录

<正>主持语:在当今中国美术界,沈行工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油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创作的富有诗意、讲究意象表现的油画作品.无不打上了江南文化的鲜明印记。詹建俊评价他是"用画笔书写的一位诗人,也是用色彩谱曲的一位歌者"。近年来,沈行工深入追求油画语言的精炼与丰富,让自己始终处在充满激情的创作状态之中。他在油画艺术表现力的基础上,展现了江南的蕴藉、温润、清雅与明丽,赋予江南风物以沉静、深湛的品性。他在油画色彩语言上对于中国诗性文化的表达与创造,显示出了中国油画在语言上对于本上文化性的探索。     

古典诗词中“金丹”意象的艺术哲理与审美隐喻

道教文化对中国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大量与其相关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中涌现。作为出现频次最高的意象之一,“金丹”用于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神秘色彩。“金丹”意象蕴含丰富的艺术哲理与审美隐喻,表现出古代文人长生不老之欲念、淡泊飘逸之心境以及俯仰天地之宇宙观,为游仙诗与隐逸诗取得的不朽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金丹意象的艺术价值,从文学到哲学,在有形与无形中,体现出古代文人对于自身命运的现实思考以及对于超验世界的审美探索。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民族与本土:清代台湾诗人郑用锡诗歌研究

清治初期,台湾文坛主要为大陆赴台文人所占据,大陆赴台文人创作的诗文大多为赏奇好异之作,缺乏真正扎根台湾本土、关切台湾社会生活的作品。乾隆年间,台湾首批本土文人成长起来,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作品整体呈现出与大陆去台文人明显不同的特点:不再停留于台湾地理、山川、气候等生活表层,而是开始体察民情,反映民生时弊与社会矛盾。他们的创作具有承前启后之效,促成了台湾古典文学发展的转向。郑用锡便是这批本土文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绝大多数收录于《北郭园诗钞》,体现出民族性与本土化相交融的特点,在台湾区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评介

近百年来,明代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其中针对中国历史上的逋赋现象某一侧面研究较多,且相对零散,而直接以明代逋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却极少。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一书的出版,恰恰是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了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     

简论古代小说中的相士形象

相士形象虽然在古代小说中大量存在,但以往很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其实中国古代命相文化非常发达,它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相士形象在古代小说中也多姿多彩、成分复杂。明清之前小说中相士形象总体上显得苍白无力,情节模式单一;明清小说中的相士形象则逐渐变得丰满生动,其情节叙述在袭用传统模式的同时有了某种突破和发展。相士形象在古代小说中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增强小说吸引力等重要的文学功能。他们在古代小说中的大量出现与时代、作家和作品等因素有重要关系。     

试论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的一个侧面——以《清真教考》为例

明末崇祯年间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卷首所附《群书集考》的资料系袭自《清真教考》；清康熙年间成书的马注《清真指南》一书抄录了作为《清真教考》序跋的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与张忻《清真教考序》的部分文字；清雍正年间成书的刘智所纂《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九、二十部分不仅在资料方面有明显承袭《清真教考》之处，其资料编纂的举动本身也受到《清真教考》的影响。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中一个虽然不甚重要却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侧面，即在伊斯兰教教外产生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文献在回族宗教学者中的传承是有其影响和积极意义的，为当时中国回族的文化创新提供资源，这一继承的过程是民族文化自觉与创造的反映，符合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上升时期的表现。     

韩国书院研究动向综述

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东传到朝鲜,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450余年间,创建书院903所,其数甚大,遍布半岛。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由于文化土壤的不同,朝鲜书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文分时代、书院的机能与作用、书院的经济基础三大部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韩国学者研究朝鲜书院的动态,涉及主要论著与观点,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