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述评

伴随着东亚经济奇迹与社会政策领域亚裔学者的增多,以东亚福利体制、发展主义福利体制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等概念为核心的东亚社会政策研究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迎来了一个高潮。学术界关于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缘起、东亚福利体制的核心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解释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目前的研究当中存在着判断标准缺乏、东亚福利体制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及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动力学研究不充分等三个方面的不足。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层面出发,对上述三个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同时也侧重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的诠释.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内涵来理解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即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交织作用对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将它们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模式",但它们各自仍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或差异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就此展开了讨论.     

从发展过程看东亚经济奇迹

本文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较低劣的初始条件下实现了非标准结构模式的成功发展，并且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文章比较、评价了明特－拉尔的因果关系模型和石川滋的发展总过程模型，揭示了构成发展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指出文化渊源与东亚经济实绩的取得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环境在发展机制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文章评述了部分美国学者对东亚经济发展前景提出的置疑，肯定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这一发展经验的可共享性，并从政府的作用和范围、制度与增长的一致性、正确的政策取向与弹性三个方面，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战时体制下日本东亚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

东亚振兴会是战时体制下在日本本土从事“对华文化工作”的主要团体之一,作为外围机构接受兴亚院的指导与补助。围绕东亚振兴会的缘起、对华文化工作及战争末期与大政翼赞会的关系等展开探讨,可以揭示东亚振兴会在战时体制下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化劝诱”,揭露其配合日本武力殖民侵略的本质特征。东亚振兴会的战时对华文化工作,具有投机性、深入化等特点。     

论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发展

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发展始终与其经济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自威权时期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来,韩国与台湾的福利政策一直遵循着"生产第一"的原则,其社会保障政策具有鲜明的"选择主义"的特征。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了改变,其主要原因在于韩国与台湾在此期间经历了民主化的改革。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韩国与台湾的福利体制开始向"普遍主义"发展,并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福利体制。其经验说明,福利体制的成熟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需要民主因素的推动。     

单位体制阻隔背景下福利的社会排斥

改革开放促使高度整合与低度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逐步变迁,单位体制逐渐被打破,市场化与社区化的属性不断显现。然而,在一个单位体制隔离很深的社会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等方面依然保留着单位体制的特色。单位体制区隔导致了福利的不同政策及价值取向,不同体制下的成员在获得和享受福利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形成福利的体制隔离和排斥。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打破体制区隔,改变不同体制背景下社会成员福利的巨大差距,使福利由单位体制福利逐渐朝着均衡化和公平化的社会化方向发展。     

经济转型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检验

中央银行体制自产生以来 ,诸多学者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指标进行了衡量 ,但是大多集中于对发达国家独立性指标的衡量 ,而对经济转型国家的衡量甚少。本文对此作一系统分析 ,设立衡量指标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东亚福利体制背景下的居民福利供给主体偏好

本文以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地位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视角,在东亚福利体制的背景下考察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以弥补国内研究对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的重视不足.基于对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更倾向于依赖以家庭成员为主的非制度性支持,而个体的阶层地位对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最后,本文从“家本位”文化寻求对这一偏好的合理解释,并对精英主义的福利倾向提出了反思.     

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

因为“东亚”一词带有一些历史阴影,中国学界一直较少正面使用它。近年来中国学者曾在不同层面上对“东亚”概念予以批判、考察与清算。20世纪90年代,“东亚儒学”概念从境外传入,激活了中国大陆儒学界的“东亚”话语,学者们通过“东亚儒学”认同东亚,对各国儒学的不同特质予以辨异。同时,中国学者还参与国际性的“东亚共同体”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并在“共同体”与“社会”的性质区别中,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东亚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东亚儒学”传入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是中国“东亚”话语建构的两个主要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东亚”话语体系,是中国“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朝鲜文学的近代化和西方文化

毋庸置疑，在东亚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日本的近代文化和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很多人忌讳谈这个问题。其实，日本的近代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不仅有我们要极力排斥、反对的东西，而且还有其他要借鉴、甚至是要学习的东西。在冷战结束，世界走向一体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那一段历史进行理智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文化，扩大我们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朝鲜文学为中心，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重点考察日本文学在东亚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朝鲜文人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文化心理接受日本的近代文学实现文学近代化的问题。柏信它对了解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创新体系与东亚模式的精髓

从创新体系的观点来看 ,东亚模式本质上就是东亚各国与地区创新体系共同要素在区域层级上的概括 ,但目前学术界有关东亚模式的各种解释框架对此几乎毫无认识。实际上 ,出口导向是东亚地区移植和创造当地竞争能力的前提条件 ,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是通过影响经济结构和制度组织推动当地或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 ,儒家文化则因其变异、杂交和多样性的现实 ,使之作为集体学习的机制在东亚的整体性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学习与知识创造是东亚模式的精髓 ,这是东亚模式尚未被认识到的潜意识结构 ,把这种潜意识结构转变为自觉意识并通过创新体系予以不断地强化 ,是东亚模式未来创新的重要基础。     

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看东亚货币合作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为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典范 ,但与欧盟相比 ,东亚国家目前仍不具备组建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处于初级的准备阶段 ,东亚各国必须加强政治协商与经济合作 ,缩小经济发展的差异 ,使货币合作的条件早日成熟     

儒家文明的现代展望——由东亚文明引发的思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崛起。伴随着东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东亚文明进行了文化探源,并有不少人认为儒家文化是东亚文明的原动力。而事实并非如此,透过东亚文明所折射出来的不是儒学的辉煌,而是它的衰落之态。历史行进到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将如何,怎样发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     

“80后”福利意识形态指标体系测度

“80后”新生代的社会福利意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方面区分并不明显，有学者把它归纳为混合式福利意识，即认同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主体角色，也认同个人的责任。反映出对普惠制福利制度与剩余式福利制度偏好的矛盾现象，“80后”新生代虽然认同个人责任，但在普惠制福利事务里，又希望国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公民权利。“80后”新生代福利意识形态既沿袭我国集体主义中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又具有西方个人主义中独立、自主的一面。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

东亚通过独具特色的进程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极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特色的一个重要基点也许在于一些学者所 说的"文化东亚",即儒教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文化内聚力和整合力。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威权机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某种共性。如果用"社会互构论"的眼界和理路,可以将中、日、韩三国 为核心的东亚视为"区域性互构共生体系"或称"东亚互构共生域"。这里的"互构"是从主体行动、权力、权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 来检视"东亚互构共生域"前景的。主体的差异性是"社会互构"的基本预设前提,因为差异才可以言互构,越是差异也就越要求 互补,通过求同存异的过程来求得互构共生的最佳值。东亚的兴起本身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旧式现代性的一个有力挑战。中、日、 韩三国对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共同关注,将重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通 过对三国的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政党和政府精英的腐败、三国自由贸易的推进,以及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如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对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全球化进程形成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 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三赢互利,避免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蒙代尔2000年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3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 即“稳定性三岛”。欧洲和美洲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成果使区域货币一体化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向。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货币合作也不可避免。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但是,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是主要困难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路径之一。因此,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Welfare myths: The transmission of values and work among TANF families

Both “welfare culture” arguments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suggest that attitudes may have an effect on work and welfare outcomes. However, most scholars only examine objective behaviors and characteristics despite the fact that values are an underlying mechanism in explanation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welfare and work behavior.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of recent welfare recipients in Louisian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ethods, we analyze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backgrou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ttitudes, and two outcomes—TANF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ment. We find some support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elfare but not through values;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under the TANF system, values inhibit work.     

东亚区域整合中的非正式一体化渠道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阻力来自于区域的多样性及其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如何克服这一阻力是东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走向区域整合的关键,非正式一体化是东亚化解这一障碍的现实途径。区域生产网络、华人商业网络和次区域经济圈三种非正式一体化方式及其各自的演进降低了东亚整合的交易费用,并使东亚走上正式的一体化合作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