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从过渡走向创新——论《海上花列传》的非故事化倾向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之作，在背离“史传”、“诗骚”古典小说传统的同时，其叙事手法多有创新，表现出明显的非故事化倾向，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结构的变动为启动点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杜会转型的性质、趋向及归宿。转型期的经济结构是由新旧、中外诸种因素和二元混合机制构建而成的。这种构成机制赋予中国近代经济结构明显的中介性质，而这种中介性恰恰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过渡性的特色。近代中国经济二元混合结构于本世纪初成型，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完全无序化。这种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无序化和发展变革的多元取向，给近代中国人民的选择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惑和迷惘。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读后——也谈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自首次出版到今已经第三版了,此书是张晋藩先生的一大力作,作先生从多角度研究和剖析了中国法律的悠久传统,并阐述了近代法律的转型,为我们理出了中国法律古今的脉络.     

论近代翻译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从中国小说的近代发展历程线索和中外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碰撞与融合,即近代西学翻译的背景来看,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影响表现在5个方面：汉语语言的通俗化、创作技巧的革新、功能的嬗变、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创作局面的繁荣。     

近代尺度下的洋务运动再析

中国近代化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撞击而发生的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同西欧国家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迥乎不同;洋务运动在这一转型中的步履维艰,乃至最终失败都与其对宏观历史时代"近代尺度"内涵的不能正确把握有关.     

近代中国医院兴起的社会影响刍议

西方医院制度引进中国以后,引发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变化,其中包括医疗空间的转换、医患关系的巨变、医事制度的变革、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女医者的始现与护理行业的兴起、医师职业群体与医师公会的勃发。这些变化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但是,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     

墨海书馆与中国社会近代化

墨海书馆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它的创立对于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近代化影响匪浅。本文就墨海书馆的创办及其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论述。     

从商事立法看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型

山西票号的衰亡有着各种历史原因,而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票号的发展,成为山西票号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在分析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与山西票号衰亡之间的关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对山西票号及其近代化转型进程的影响。     

选择与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社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会通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文化传统的消极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曲折坎坷，留下了思想文化的教训。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近代义利观研究》

赵璐博士的<中国近代义利观研究>一书2007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它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赵璐博士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中国义利观的近代转型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整合化到转型化──略论宋明和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演变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之同的概念，这就是本土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宋明时期理性发展的整合化和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转型新变问题、中国理性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为道德理性主义．与西方理性观念的科学理性主义本质材征相异趣。     

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原因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迁中,中国的出版业是以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而出版业转型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体系传入中国,大批的西方传教士随着本国的入侵者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事业,传教士引进了近代的印刷技术与设备,这就是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和变革的开端。     

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评庄桂成的《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

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但是，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转型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又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转型的最终指向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庄桂成博士的著作《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1897—1917年间的中国文学批评生态研究》（以下简称《发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一书却在大量的史料考证，尤其是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历史的研究基础上，经过旁征博引和比较分析，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最终指向是科学化和人本化这一独特的见解。     

晚清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与助推国家近代化转型探析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异乎往古的,这也推动原本作为社会治理补充的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型为致力于地方兴革的近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公益在承袭传统慈善精蕴的同时,吸收西方传入的公益理念,且关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逐渐发生重组与变构,最终在戊戌维新时期萌发与传播,并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晚清所兴地方公益,其内容涵盖推广新式教育,兴办实业学堂;开展医疗卫生;改善城市交通;创设消防组织;改良社会弊俗。地方公益事业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助力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推动政治近代化进程、促进经济近代化转型、助推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演变、激发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留学教育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是适应文化转型的产物，它经历了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样三个历史阶段。同时，它也是推进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     

论陈炽的农业近代化思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经济近代化离不开农业的近代化。陈炽在关注时务的同时,对中国农业近代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政府的督导作用、科技兴农、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为中国农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论近代中国船政创新与中国文化转型

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的开拓者们曾经造就亚洲最先进的近代造船基地和近代海军,培养出许多近代新型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清朝政府未能及时进行全面深刻的体制改革,中国近代船政创新惨遭失败;由于许多中国人深受君主专制主义观念的束缚,中国文化转型之路曲折漫长。认真吸取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尽快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一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