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君惆怅几时兮,所愿君恩不得闲 ——屈原文学对朝鲜朝"恋君歌辞"的影响

歌辞是朝鲜朝时期用朝鲜文创作的诗歌体裁,具备表达屈原文学中复杂情感的客观条件.曹伟的《万愤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文学特点.之后郑澈的前后"美人曲"进一步把"恋君歌辞"的文学性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尤其是作者郑澈既将屈原文学的影响内化于作品之中,又凸显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屈原的诗歌文学是歌辞文学中失意文人倾吐愤慨的代名词,对于士大夫歌辞中"恋君"歌辞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的演唱及其文化功能

仪式歌辞、娱乐歌辞的演唱传播与其特定的文化功能息息相关:一方面,歌辞特定的生存状态决定着歌辞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歌辞的文化功能又反过来影响歌辞的生存状态、传播方式,进而影响文人歌辞创作的内容、体式和整体风格.     

《巾舞歌辞》研究方法辨析

《巾舞歌辞》的文辞自东晋以来即不复可辨,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其中逯钦立、杨公骥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逯钦立先生以道曲曲谱为破解《巾舞歌辞》的模本,将“声曲折”与道曲之谱相联系,以析出《巾舞歌辞》中的声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释读.杨公骥先生以提取“标记动作的记号”为基本出发点,不仅区分了主要唱词和衬字,更指明了《巾舞歌辞》所包含的“舞蹈动作”、“舞台提示字”和“角色标识字”等成分.逯钦立与杨公骥先生《巾舞歌辞》校本的差异,及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反映出各自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方法上来说,逯钦立先生没有认识到,《巾舞歌辞》中除唱词和声字外,还包含有标示舞蹈动作的科范字等其他成分.杨公骥先生校本中校为科范字和其他舞台指示字的内容,在逯钦立先生校本中被作唱词或声字处理,这是造成逯校文本句读不通的根本原因.由于《巾舞歌辞》是戏剧科议本而非单纯的曲唱本,所以仅仅剔出其声字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与流布

南北朝乐府歌辞在中国古代民歌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论文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意在探讨其各自的源流及在当时的活跃状况。北朝乐府数量较少且音乐承袭前朝，乐器多为中原特色，歌辞基本为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创作；南朝乐府数量繁多，皆由民间徒歌披之管弦进而发展成熟，吴歌、西曲从其发生地吴越和荆楚扩展至朝廷上下。南北朝乐府因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影响深远。     

仪式沿革视域下曹魏郊庙乐舞歌辞考论

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     

《文心雕龙》乐府篇的校勘与辞乐的损益方法

损益修改方法是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之一,《文心雕龙》的乐府篇记载李延年与乐府损益古辞的关系。但自从黄侃提出当为左延年、否定李延年的看法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黄侃的学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的说法更为可靠,此说不只是有版本依据,也有李延年曾经损益歌辞的文献依据。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又关系到乐府损益歌辞与旋律的入乐方式及其起源,对乐府音乐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乐府的损益修改方法并非只是损益歌辞,损益修改音乐旋律也是一部分,《文心雕龙》的记载并不准确。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     

新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旧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唯一的入乐方式,此说的依据是曹植的"依前曲,作新歌"。但实际上入乐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入乐方式与乐府类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是新曲新辞,旧曲新辞的入乐方式主要使用于雅乐拟乐府。拟乐府选择新曲新辞的入乐方式,是由拟乐府的俗乐性质决定的,曹操等人对俗水新声的偏爱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敦煌歌辞作品分类题注

本文依据音乐范畴的不同 ,将敦煌文学中的 130 0余首歌辞作品 ,归统为三个大的类别 :一、附着于隋唐燕乐曲式的曲子词 ;二、附着于宗教音乐曲式的佛曲、赞、颂、偈 ;三、附着于民间音乐曲式的俚曲俗调。并对各类作品的内容、形式及相关问题聊作题注 ,以求达成对敦煌歌辞更为系统详明的宏观认识     

繁艳似赋，流美如歌——南朝文人乐府诗语言风格探析

南朝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受到汉乐府民歌、魏晋文人乐府诗和南朝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吸取汉赋铺排夸饰的艺术特长,形成了繁富华艳的语言风格,这类作品从诗史的传统看来,主要体现了魏晋文人乐府诗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受到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其语言风格表现出浅近自然、婉转流畅的特色.     

梁鼓角横吹曲中同源乐歌考

梁鼓角横吹曲是现存北朝乐歌的主要部分,其六十六曲中的《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紫骝马歌辞》与《紫骝马歌》、《地驱歌乐辞》与《地驱乐歌》等四组乐歌,或曲名相近,或曲调可能相同,或曲辞有所关联,将这几组乐歌视为同源乐歌,对其在魏晋六朝时期内的创作、流变情况加以讨论,有助于对北朝歌诗的深入认识。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战国歌、谣、杂辞编年

西周和春秋时期是先秦诗歌的黄金时期,《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在这一时段产生。相比之下,战国歌、谣、杂辞等韵文作品多保存于史书和子书中,数量也极为稀少,这是礼崩乐坏之下采诗献诗制度废弛的结果。然而,这些作品的内容与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与《诗经》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是一致的。下文在有史可依的基础上,对现存战国歌、谣、杂辞的创作时间加以考订和编排,以凸显其创作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大致体例如下:题名,出处,作者国别及姓名(若作者姓名失载则标为"佚名"),创作大致年代及有关考证文字,题名源起及收录情况。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汉魏乐府诗"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的成诗模式

"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是汉魏乐府诗成诗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成诗模式不仅影响了乐府诗辞乐关系中以乐为主的特征,而且揭示出乐府诗"缘情而发"、"以悲为美"的情感倾向,并由此形成了乐府诗创作中诗乐相依、即事名篇等创作传统,对后世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古代巴楚《竹枝》的歌声形态

从入乐的角度来说,＂竹枝词＂创作原本就是古代巴楚《竹枝》乐歌的歌辞记录。在歌声形态方面,古代巴楚《竹枝》乐歌于传唱过程中就出现过单曲短歌、由若干单曲连缀而成的联章之歌、由若干单曲连缀且具备＂艳＂、＂解＂的联章之歌等几种主要的类型,而这些歌声形态都对《竹枝》歌辞文本形式的定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江西琴派"考论

众所周知,宋代文学领域内有一个"江西诗派",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宋代艺术领域内还有一个"江西琴派".江西琴派早在宋代政和以前就已形成的,与当时的京师琴派、浙江琴派鼎足而立为三大琴艺流派,而且浙江琴派是在学习江西琴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流派.江西琴派有自己的琴谱,人称"江西谱",当时的文人学士皆喜而争慕弹拂,成为盛极一时并主导潮流的流派.江西琴派的领袖人物是江西庐陵人欧阳修,他一生以琴为伴,有丰富的琴乐思想,常常以琴会友,并以文化盟主的号召力,在其周围自然形成以他为主的,有刘敞、苏轼、杨置、孙道滋、沈遵等一班文人参加的琴艺流派.欧阳修逝世后,江西琴派的主要继承者是江西庐山道人崔闲,他遍邀当时著名文人如苏轼、叶梦得等为三十多首琴曲填写歌辞.由此而形成了既有琴曲又有琴歌的著名的"江西谱".     

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南朝文人大多来自于世家大族或宫廷贵胄,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当时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士族文人的审美趣味强化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离别”、“伤悼”题材广受青睐。     

汉礼与胡风糅合的北周乐府

北周的建立者宇文泰仿效周礼,建立了以传统汉礼为主杂以胡风的礼仪制度。音乐体制方面,北周依托南朝雅乐融入胡声、旧曲,建立起宫廷音乐,并仿效周制,以乐配礼,同时沿袭魏制建立了乐署乐官。为礼乐制度服务,乐府诗多宫廷诗,尤其多郊庙歌辞,少文人言志诗,缺乏乐府民歌。礼乐制度建设带动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由于民族交流频繁促进了各地域、各民族音乐的传播和相互融合,北周统一北方期间,北狄乐、西域音乐、外国音乐、中原旧乐、南朝音乐、鼓吹曲、杂曲音乐等实现了初步融合,为隋代七部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龟兹乐,在北周完成了新、旧乐的融合以后,到隋唐发展为宫廷七部乐、十部乐等,可以说对后世雅乐、俗乐和戏剧音乐均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