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浅谈桂林民族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桂林,自然山水秀甲天下,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两千多年建城的历史镶嵌在美丽的山水间,诠释着这座名城生动的生命线条,桂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如何挖掘利用好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我们非物质文化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试从民族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途径来探讨桂林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利用.     

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考释

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发现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壮族民间文献《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中,为已发现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和公文中最早的一篇,也是已发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发布的告示中最早的一篇.它的发现,有力地驳斥了曾国藩幕僚张德坚关于太平天国告示起源时间的谬论,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一份新...     

桂林旅游发展新方向:漓江流域旅游圈

在基本完成城市大改造赢得新的旅游发展空间之后,桂林旅游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目标应当是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形成漓江流域旅游圈.漓江流域旅游圈是以桂林市为中心,以漓江流域为辐射纽带而形成的区域旅游系统层次架构.构建漓江流域旅游圈要从战略的高度从生态旅游、特色创新、基础设施、民营投资等方面去思考.     

佛教在西藏的三次改革与中国化

文章所说佛教在西藏的三次改革,指公元8世纪莲花生的改革、公元11世纪阿底峡的改革、公元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宗喀巴的改革。这三次改革都是为了引导佛教与当时的西藏社会相适应,其所处时代也都是佛教在西藏社会发展的关键期,莲花生的改革关乎佛教能否在西藏扎根立足,阿底峡的改革关乎佛教能否在西藏全面复兴,宗喀巴的改革关乎佛教能否在西藏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承。这三次改革面临的问题都是佛教无法与当时的西藏社会相适应,无法满足统治者、民众信仰、宗教自身发展等多方面的需求。莲花生直面苯教势力对佛教信仰的极力排斥,阿底峡直面佛教由于长期“禁佛”而带来的满目疮痍之相,宗喀巴直面佛教在世俗权力席卷中呈现的戒律废弛之颓态。在这三次改革中佛教对此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自我调节、自我变革,使自身不断地适应当时的西藏社会,为佛教在西藏的不断中国化铺垫了良好基础。     

儒佛果报观异同之比较——兼谈佛教的本土化

因果报应的观念是佛教人生观、伦理观的思想基础.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存在报应观念,尽管佛教和儒家善恶报应观旨归相同,但是二者在善恶标准、主体承担、实现动力、实现过程和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到汉魏以后,佛教的果报观随着其本土化过程的实现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并在现实层面产生影响,为民众普遍接受,成为善恶行事的标准.作为一种观念,果报观由最初的简约状态发展到明代成为具有相当影响的民众信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也最终在中国生根发展.     

桂林旅游资源开发30年回顾与思考

经过近三十年的开发、建设，桂林的旅游取得了巨大成就，桂林的旅游线 已由三山两洞漓江游，向城郊、三环、外环旅游发展。桂林山水、桂林历史文化与桂北少 数民族风情三维特性的旅游体系立体地展示桂林国际山水旅游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整体形象。新世纪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应是促进山水、历史文化与 民族风情三大旅游资源全方位的优化配置。而桂林旅游城形象，应是以山水旅游为核心， 以历史文化旅游与民族风情旅游为两翼的国际性旅游大都市。     

桂林旅游空间结构的新型态:环城游憩带

环城游憩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必须确定若干基本原则作为环城游憩带建设的基本方针.桂林环城游憩带以"外来旅游者"作为主要的市场定位具有深远的意义.桂林环城游憩带已显雏形,构建ReBAM,有两种模式可以参考:点轴式开发模式和网络综合开发模式.     

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治理思路

城镇化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社会结构。城镇化一方面带来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失衡,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地区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及教育等手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政治智慧与中国民族确认政策

政治智慧源于人们对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建构、权力系统的运行和政权组织的维系.在施政过程中彰显政治智慧,有利于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民族和谐、文化昌明和民众幸福.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实施,超越了“原生论”和“建构论”的范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成以确认民族身份和民族地位为核心精神的政策和理论,体现了正义性、公平性、合理性的原则,以民族大义和人文情怀凝聚人心并赢得民心.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有必要基于中国民族“确认论”的正确方向,以政治智慧明察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不同认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和不同动机,遵循多民族共生的文化法则,确认中国各民族不只是“作为问题而存在”,完善权益、责任、义务并重而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民族政策,构筑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运行特点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运行特点十分复杂,主要体现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因俗而治"的差异性和合作共赢的依存性三个方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一个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乡村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强大的国家对家庭和乡村社会强有力的保护,乡村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此,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上下互动、有效合作的关系.     

人类学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审美逻辑与艺术实践

由介入到内生是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厘清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是探索艺术实践路径的前提,人类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乡村振兴审美逻辑的艺术表征为日常化与多元化、能动性与本质性,这是由人类学视角下乡村艺术的审美本质决定的.艺术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审美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基于价值实现的知识性生产的永续性保护、物质性生产的生活化传承和艺术乡建是目前乡村振兴艺术实践的有效路径.大量具体案例的学理性分析是对基于审美逻辑的乡村振兴艺术实践路径的进一步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