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

曹植咏侠诗在侠文化渐趋衰微的时候,继承并发展古游侠的人格品性,将实有侠变成精神之侠,在文学领域内大力宣扬侠义理想,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曹植的咏侠诗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引起中国文人的心理共鸣;塑造了经典化的侠意象,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之路。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湘西游侠精神:沈从文创作的精神支点

湘西游侠精神是沈从文创作的精神支点,无论在他的散文创作还是在小说创作中,都有对湘西游侠精神的生动描述和热情歌赞。血性正义和生命冲动构成了湘西游侠精神的基本内涵;民间立场与人性光辉使得侠与匪的纠结在文本中得以自由释放;道义理想和生命自由成为沈从文改造侠文化的价值指向。对游侠精神的发掘和张扬,不仅蕴含着沈从文对于国民人格改造和文化改造的思考,更寄寓着他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民族未来生存道路的积极探寻,体现了他以现代意识改造侠文化的理性精神。     

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

两汉士风及其主体历经数变。尚武、犯禁的战国卿相之侠,以聚养私剑、藏匿亡命为特征,见养、见匿者渐亦被称为侠,非徒因见养、见匿者亦有所养、所匿,主要还是因为养者、匿者与见养、见匿者已结合成一个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秦汉之际及西汉前期,闾里布衣之侠成批出现,根源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当时的职业游侠以外于体制或反体制为其基本特征,体现为一种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人格和行为方式。西汉中后期,游侠群体出现由侠而儒的"变节",过程曲折往复,变节者往往未脱侠质,实为"儒侠"。两汉之际游侠儒教化大体完成,但侠风犹存。肇因于与宦官的权力斗争,深层次根源则是察举制度,致使士林由名节而苦节,形成侠气张扬的婞直士风及其主体——本文号为"侠儒"的党锢名士群体?婞直而权谋,从苦节到诞节,则是魏晋名士的形成过程。     

王维咏侠诗对传统侠义观念的继承与改造

在注重事功的盛唐时期,王维咏侠诗将游侠人格中“效功于当世”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把个人的理想抱负、价值取向与国家民族的大义结合起来,把纵意挥洒的侠义气度与崇高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游侠的精神品质,为侠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传统的侠义观念也在不断地被改造,越来越向士大夫立身行事准则和道德规范靠拢了。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韩云波一谈到侠，令人不禁想起《史记·游侠列传》的以道义相期许，以致有人把快定义为“即有不畏国家法律而为人排忧解难之行为的人”［１］，这无疑是种误解。如果我们更全面地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到《史记》中还有两段话...     

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

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韩云波历史上的游侠行为与文艺中的武侠文学所形成的中国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下层民间文化有深刻的影响。而形成中国侠文化的文化特质，则主要有正义、自由、兼爱等等因素。本文着重...     

论鲁迅的侠文化观

鲁迅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研究侠文化,注重研究国民性及其病根所在.他对待侠文化或侠义小说的态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而是以现代意识重新观照侠文化传统,着眼于批判其表现出来的奴性,同时汲取真正的侠文化精神并将其注入国民灵魂,旨在改造国民性,建构健康自由的文化和重塑国民的理想人格,把个性解放思想、人格独立意识和大胆反叛精神同推翻封建制度的艰巨任务结合起来,维护生命尊严,最终建立人人都有个性自由、人性都能得到健全发展的理想人国.     

新文学作家侠性心态的基本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和现代承传过程中,侠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民族性中的侠性心态.新文学作家的侠性心态呈现为两大鲜明特色:一是以侠性和人性交融为特征的人格楚构思路;二是以大小传统沟通为潜在意旨的文化建构理念.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

崇尚武功,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西汉长安"五方杂错"的风习、黄老政治的施行是长安多游侠的文化渊源.唐长安的"恶少"、"英豪"群体是长安多游侠的社会基础.唐长安的多元文化存在是长安多游侠的思想背景.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克定关中长安多游侠的历史动因.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他们逞强好胜,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唐诗中的侠士超越了横行复仇的个人意气,升华为慷慨的爱国激情,表现出俊逸的浪漫精神,为唐代诗歌注入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     

北朝讲武考论

北朝诸政权多为少数民族所建。北方人民豪放武勇,尚武成风;北朝帝王重视武备,频行讲武。“讲武”于先秦即已产生,然史料疏简,此后各代,亦乏记载。北朝讲武骤增,通过讲武,提高了国家军事实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唐宋以后“讲武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试论豪侠小说在宋代的新走向

豪侠小说经历了唐传奇的繁盛后 ,在宋代发生了质的转变 ,逐渐走上与统治思想合拍的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狂放之侠的文人化、血性之侠的仙道化和自由之侠的官府化。这一转变既与宋代统治阶级政策有关 ,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一致 ,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     

元代儒学倡导者的悲歌--郝经《和陶诗》研究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入宋议和改变了郝经的人生轨迹,在16年的被囚生活中,郝经反思了他所做的一切,此间所写的<和陶诗>真实记录了郝经被囚时期对自己行为的思考,以及痛苦、希望、失望的种种心理状态.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方国珍走对和走错的几步棋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升降起伏的一生走过几步关键的棋,有对有错。他树反元大旗,归顺朱元璋两步棋走得很精彩,但他对待人才的几步棋却都走错了。究其原因,与方国珍读书少、文化素养低,志向不够远大有关。     

震撼人心的文学呐喊——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美学特点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突出的美学特点。何建明具有人民作家的社会良知与自觉的时代责任感．勇于选择有重大意义的“焦点题材”来写作。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在写实中进行“建设性的批判”。探索出“拼贴艺术”式的结构技巧。     

试论《茶馆》开放性、多元化的现代艺术品格

《茶馆》对传统久远的亚里斯多德戏剧观念予以了大胆突破,它不推崇情节(行动),而是以人物(叙述)取胜。在表现方式和艺术技巧上,《茶馆》则以"面式"叙事结构、充满历史感的宏大艺术构思、叙事诗般的讲述方式,以及"陌生化"技巧和象征手法等的运用,表现出与世界文艺的相通融合。老舍先生以其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现代意识和不拘一格、扬弃整合的创造性劳动,赋予了《茶馆》以开放性、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品格。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狮子吼》--近代启蒙文学的一次尝试

章回小说《狮子吼》是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未竟之作。本文对这一文本进行了深入剖析 ,从而展示了陈天华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启蒙工作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