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节庆与社区秩序建构——基于贺州市浮山歌节的考察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贺州市浮山歌节"是广西歌圩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相关传说和对歌仪式反映了当地民众对族群内部和族际之间人际关系的思考,是地方族群对村落社区秩序理解与建构的隐喻。当地政府介入歌节是出于社区文化建构与施政理念宣传的需要,有助于提升节庆品质和影响力。民间节庆对地方社区秩序建构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适度的国家在场是保护民间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卓有成效的措施与策略。     

作为公共生活的民间节庆探析——以水岩坝正月十九节庆为考察对象

民间节庆是乡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在共同生活空间里的人们表达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性的交流媒体。以贺州市水岩坝正月十九为例的民间节庆有诸多象征意义：庙宇祭祀仪式是地域认同的隐喻;神像出游展演是地域信仰空间的建构;节庆民俗活动是地域群体凝聚力的展示;节庆相关传说是村落公共伦理的表达。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电视谈话节目的仪式建构——以《非正式会谈》为例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得到全球响应,针对如何将构建“共同体”落脚到传播实践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非正式会谈》,是跨文化仪式建构的创新尝试。借助互动仪式链分析发现：电视谈话节目的跨文化仪式由空间、人物与议程三要素构成。通过要素间相互作用,得出节目仪式的建构路径：以阐释达成文化共识;以对话赋能情感连接;以在场促成行动转换。最后,将节目仪式的建构,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中,提出“构建平等的文明对话平台”“选择容易引起共情的叙事视角”与“培养具有中国在场经验的世界公民”的思考。     

神性的交集与关系的分殊——陕西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比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炎帝祭祀传统的恢复,陕西A地先后形成了以神农祠、炎帝祠、炎帝陵为三大主体的炎帝信仰格局。同时,由于其资金来源、参与人群、组织力量、仪式承包者等不同,从而呈现出民间、官方、官民共建的三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模式。然而,这三种信仰类型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基于一个神性的炎帝信仰,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所建构的炎帝信仰与老百姓所信仰的炎帝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实乃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官方建构的与民间信仰的,是"公祭"与"私祭"的分别,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于炎帝的信仰及其祭祀。     

宪政视域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点——基于历史过程的考察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在内忧外患尤其是西方列强入侵的环境下展开的,但是王朝国家"重国家轻社会"的统治传统不利于西方式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整个20世纪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集中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经历了主权建设、政权整合与国家转型三个阶段,并体现出了创造性、阶段性与反复性、非均衡性的特点。     

历史·理论·未来·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四重逻辑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历史、理论、未来和价值四重逻辑上的省思与建构。历史逻辑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历程的科学总结与提升;理论逻辑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未来逻辑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科学规划;价值逻辑是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历史、理论、未来与价值四重逻辑建构起来的科学体系。     

圣俗之间:《礼记·明堂位》的礼仪空间探讨

作为中国礼仪空间的典型形象,明堂建筑的外在形态与上古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关联,秦汉以来论说甚多,尤以当代学人研究详赡.而对以<礼记·明堂位>为主要文献的明堂内部空间叙事却触及甚少.空间要素如"门"、"墙"、"阶"、"位"与"向"等在先秦礼仪过程中,是内外攸分、正仪辨等标识身份、地位和权能的象征符码.它以模式化的空间叙事在种种仪式中,显示礼仪参与者之间亲疏远近、贵贱尊卑等社会伦理关系,实现了权力与秩序以及君临天下的空间功能.笔者借助仪式理论和考古建筑遗址复原图,尝试从仪式空间的角度对其进行微观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那些潜藏在"明堂"之"位"中的观念及其与明堂建筑的象征关联,从仪式空间的三个层面思考人们怎样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     

论节庆文化及其产业发展——以安徽淮南为例

节庆文化是在特定时间内以某个主题为中心而举办的系列文化活动。节庆文化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是城市竞争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淮南市是豆腐的发源地,从1993第一届中国豆腐文化节"落户"淮南,己连续举办17届,积累了丰富的节庆会展经验,为淮南市节庆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淮南今后需走出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区域特色的节庆文化产业发展之路,以实现节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彰显"五彩淮南"的独特魅力。     

基于利益干系人的标志性节庆与地方产业互动发展研究——以中国豆腐文化节为例

通过分析标志性节庆的赞助商、参展企业、政府部门、当地居民等利益干系人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消费者是所有关注的核心,在研究标志性节庆产业化发展的产品化开发、市场化运作、品牌化战略等前提下,提出基于利益干系人的节庆经济与地方产业互动机制,并通过中国豆腐文化节加以说明。     

大型旅游节庆活动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建立完善的大型旅游节庆活动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是积极预防和科学管控安全风险的必然要求。文章从分析界定大型旅游节庆活动及其特点入手,剖析了大型旅游节庆活动的主要风险类型,并在梳理大型旅游节庆活动安全风险系统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构建包括4个准则层指标、13个指标层指标、31个指标要素层指标的大型旅游节庆活动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就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提出相关建议。     

论手机短信与中国传统节庆文化传播

手机作为传播媒介,迅速影响到现代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步取代了书信、电话、电子邮件等,成为人们亲情祝福和朋友拜年的主要方式。手机短信以其强大的传播功能,强化了人们传统节日的时空意识和节庆仪式,丰富了传统节日的娱乐活动,拓展了节庆祝福和信息传递的表达形式。节庆中的手机祝福和拜年短信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喜爱与继承,表明了新媒体并不是解构传统文化的,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双向互动,从而形成了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文化。     

汉族传统丧礼仪式的德育特质

丧礼仪式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而特殊的文化形式,它影响着华夏民族的心理情感、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维护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丧礼仪式承载着古代社会德性的基本价值取向,符合官方以儒家正统思想整合家庭、家族和乡村社会的要求,在实践的层面也扩展了"礼"的内涵和实用性。全方位的互动模式、文化心理和行为惯习,是丧礼仪式独具特色的德育环境。传统丧礼仪式对个体意志结构和行动结构影响深远,对个体品德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中国渔业节庆开发研究

随着节庆旅游的兴起和发展,渔业节庆作为一种特殊形式日益受到关注。现代渔业节庆已不仅属于民俗范畴,根据所依托的核心资源的属性,主要包括民俗文化类、特色产品类等类型,在促进渔业、渔区发展和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对节庆举办地都有积极的影响,是解决我国传统渔业面临问题、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中国渔业节庆发展迅速,但存在缺乏特色、主题雷同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实施品牌化战略,提升文化内涵,走市场化运作之路,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     

论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叙事与建构——对新闻发布会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传播仪式观重构了传播的模式,以"仪式观"观之,新闻发布会是仪式进程的展演。在数字媒介生成的虚拟情境下,新闻发布会从现实仪式演变为媒介仪式。应重视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建构,从角色构成、角色行为、时空要素、情境等层面强化仪式的象征意义,以建立仪式秩序、实现仪式目的。     

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

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民俗学仪式研究的一种经典走向,他将仪式看成是一个过渡的动态进程,内含着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分隔-边缘-聚合。这一研究取向直接影响了埃德蒙·利奇、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等后来学者,他们在仪式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都是对"过渡仪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神圣与世俗间,范氏用"过渡性"来表达仪式不断前进的状态,使得仪式参与者的社会状态、社会身份以及生命任务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合法化",更好地整合了人的生命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然而,建立在时间和空间基础之上的过渡仪式理论体系仍需要从"多向度、多层次、多维度的过渡或通过与多层级的‘分割机制’"来进行解读,才能具有穷尽的解释力。     

面向社会的认同与共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的信仰方式

中国信仰常常为民间信仰、民族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三大类型,并且把中国人这三种信仰方式与国家、社会、个人等重要概念相提并论;在这些信仰类型及其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践行社会主义主流核心价值观,建构与核心价值观公共认同及其共识的信仰方式,将是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信仰层面得以实践的重要方式与社会基础与重大问题,特别是在连接国家与信仰者个人之间的社会价值观层面,真正建构社会层面的信仰认同,使每一种信仰方式都能够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此乃当代中国信仰实践与信仰共识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信仰复兴与建设的根本路径。     

论电视剧文本身份的多重建构——以“涉案剧”为例

发出者、接收者和解释者在一定语境下共同建构了"涉案剧"的文本身份,同时也赋予其丰富却矛盾的内涵。当身份元素在文本场域内相互冲突,文本身份的能指意义逐渐被挤压直至干瘪,其作为类型文本的生存空间也变得狭窄。"涉案剧"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短暂的兴盛之后陷入低潮的现实与该原因直接相关。这一过程也包含了中国电视生产中的一些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文本身份的视角,为此提供学理的观照。     

鲁迅想象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景

鲁迅以其对乡土中国的"启蒙主义"观察和童年对中国农村的深刻生命体验,对乡土中国形成了"病中国"与"桃源乐土"的两种不同认知图景,通过审美的方式建构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民形象——愚昧农民与纯朴农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想象和建构中国农民的第一人。鲁迅对乡土中国、中国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式,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囿于现代性的思维模式,鲁迅"桃源乐土"之"纯朴农民"的审美形象类型处于遮蔽状态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阐释。     

表演遗产:旅游中真实性的再思考

文章探讨了作为仪式实践者的东巴如何看待其在中国丽江纳西喜院婚礼庆典中的真实性问题。通过东巴的人生故事,文章指出,东巴对真实性的判断不仅与旅游客体、社会建构的现实或存在感有关,而且与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整合了外在世界的仪式表演引发了表演性真实体验,并提供了一种对记忆、惯习与身体化实践之间关联的深度理解。"成为"真实是个体能动性与现实交织互动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