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神”与“洋教”:当代中国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交往关系研究

学界对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研究主要呈现出宗教生态论、反相关论、工具论等交往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未能完全考虑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因果关系,也未呈现两种信仰及其信仰方式之间的动态变迁,更没有充分展现不同信仰差异,为何使信仰交往成为问题、甚至冲突的根本缘由.基于扩展个案法的研究工具,考察福建莆田、江西余干、浙江昌国三地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可以看出地方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或多重逻辑,不同信仰呈现或强或弱或力量相持的格局,又与宗教或信仰自身的历史底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信仰需求等因素相关.在不同信仰交往实践过程中,信仰本身的差异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公权力主体的偏好和区别对待.因此,公权力在对待不同信仰时须保持公正和平等这一点至关重要.     

白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国家、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对白城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发展现状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发展白城文化产业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信仰实践与中国公民社会——以佛教基层组织的运作为中心

当代中国宗教与公民社会的建设,至今尚未呈现直接的、富有成效的互动关系。与此相应,“公民社会”及其相关问题在中国学界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以“公民社会要素”作为基本概念工具,通过对“公民身份的信仰基础”“宗教一信仰共同体”及“共同体成员资格”等关系的梳理,借以分析当代中国佛教能否孕育、培养这些公民社会要素,进而论及中国佛教在公民社会方兴未艾的前提下对社会建设的一定作用。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神性的交集与关系的分殊——陕西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比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炎帝祭祀传统的恢复,陕西A地先后形成了以神农祠、炎帝祠、炎帝陵为三大主体的炎帝信仰格局。同时,由于其资金来源、参与人群、组织力量、仪式承包者等不同,从而呈现出民间、官方、官民共建的三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模式。然而,这三种信仰类型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基于一个神性的炎帝信仰,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所建构的炎帝信仰与老百姓所信仰的炎帝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实乃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官方建构的与民间信仰的,是"公祭"与"私祭"的分别,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于炎帝的信仰及其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