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孙中山中德俄联盟方略的宣传及其影响

中德俄联盟是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联德联俄方略,经陈炯明泄露于外报后,引起国际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乃至批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进行辩护和宣传,对国民党联俄和中俄交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此引起各派政治势力的攻击,包括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批评.中共对中德俄联盟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与帮助,对国民党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也有积极的意义.     

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的尝试及失败

共产国际在正式确定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 ,曾试图联合陈炯明 ,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陈炯明的叛变和倾向英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被迫弃陈联孙。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 ,既有陈炯明是“革命者”的误读 ,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 ,也正因为如此 ,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的失败是必然的     

试析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盟友的抉择

上世纪 2 0年代初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可以帮助苏俄缓解国内紧张局势和实现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想的盟友。在经过对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的往复试探后 ,确立了孙中山作为统战对象。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复杂的 ,其中有维护苏俄国家利益和以盟友的实力作标准的一面 ,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孙中山自身的转变也是重要原因。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苏俄和共产国际从其东方战略出发 ,积极在中国寻求盟友 ,最后决定面向孙中山。孙中山则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寻求列强支持的失败 ,转而寻求苏俄的支持。这样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 ,相互接近。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使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 ,即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 ,特别是宣传工作。不过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沈从文小说中的山洞意象解读

山洞是沈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自然象征。山洞代表 “过去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山洞是死亡之地，亦是再生之地。作家对山洞死亡约会的“反复叙写”，凸显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及其关系，也体现了沈从文的现代性。     

试析儿童语言形成发展期的几种现象

儿童1~3 岁语言形成发展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儿童语言学习的几种现象值得注意。尤其是儿童的“代词”和“地点”指示常出现大人认为的“错误”。现在,人们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有不同的看法,这对了解语言习得是有益的。其实,学习者的错误是无所谓“错” ,也无所谓“对”的。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陈炯明与汪精卫关系疏论

陈炯明与汪精卫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从民初广东都督选任风潮中开始产生交集;到二次革命时期,两人又不约而同地高唱南北议和之调;直至漳州新政时期,两人关系达到最佳状态;“六一六”兵变之后,汪陈关系渐行渐远。对长达二十多年的汪陈离合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汪陈关系之合,乃是二人性格志趣惺惺相惜;汪陈关系之离,很大程度上以孙陈关系为转移。但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持私谊,这种私谊的保持具有一定限度,即尽量以不危害其政治生命为前提。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从孙中山三民主义价值观的转向看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国选择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替人民群众代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根本。对比"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的三民主义价值观基点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价值立场,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内在契合性。透过孙中山由"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基点上的"联俄、容纳共产党、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价值观转向,更能判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孙中山公开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时间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核心思想,也是国民党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这一名称最初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在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中它称为＂三大主义＂,1905年12月《中国日报》首先开始使用＂三民主义＂的称谓,但到1909年仍不被当时的国民党人所认可。辛亥革命后＂,三民主义＂这一称谓逐渐为孙中山所接受,并成为对孙中山思想的一个概括。     

“二·七”惨案前后共产国际联吴政策的演变

苏俄、共产国际最初选择在华政治盟友时,曾经选择与吴佩孚合作。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又倾向于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组成中国政府。而"二·七"惨案后,苏俄、共产国际彻底结束了联吴及促进孙吴联盟的政策,最终选择孙中山为革命伙伴。新公布的相关史料说明,苏俄、共产国际上述政策是苏俄寻找在华政治盟友的过程中,试图将其外交目标与推进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与孙中山的联合则是这种努力的成果。     

论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观性”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体现了对中国发展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以及把前苏联领导人的观点神圣化的影响,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被判断为“主观社会主义”。尽管如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六·一六兵变”前孙陈分歧研究补阙

陈炯明作为民国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与孙中山从政见分歧演化到兵变决裂,这其中的是非曲直非常复杂。孙陈二人关系的这种演变,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中既有个性的因素,也有对诸如北伐之类问题不同政见的因素。     

关于孙中山与石长信的两篇铁路文本的解读

长期以来,孙中山和石长信是被贴上对立标签的人物,但他们在讨论铁路重要性、铁路国有、引进外资方面却有相同之处。本文试图从时代思潮的背景下来分析比较这两篇文章。就铁路的重要性而言,石长信更强调行政和国防方面,孙中山则侧重于民生方面;就铁路国有而言,石长信强调它对政令统一的影响,孙中山则侧重于铁路的社会整合;就引进外资方面,孙中山比石长信的态度更为明确;就修建铁路规模而言,石长信的观点具有务实性,孙中山则带有浪漫色彩。可见,革命派和顽固派间的对立并非明显,而且,还带有相当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孙中山与不平等条约

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的边缘,这一残酷的现实促使孙中山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道路,其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其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但是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阶段性。